土地征用的過程主要通過《土地管理法》中的相關規定進行約束，在有關土地制度的產權、使用、規劃、收益、管理、征用農地等問題上，都有相關的詳細規定。

1、征用目的——公共利益重新界定

我國《憲法》規定，國家土地征用的目的必須是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公共利益”在《土地管理法》中被定義為“進行經濟、文化、國防建設以及興辦社會公共事業”的需要，在《土地管理法》第22條中又將“列入國家固定資產投資計劃的或者準許建設的國家建設項目”補充進符合“公共利益”的范疇。

盡管有以上法規約束，但在實踐中，“公共利益”的界定仍然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即使是對于有法律規定的情況，如何辨別是否屬于“經濟、文化、國防建設、興辦社會公共事業”的需要，也存在界定難題，所以就出現了地方政府為了地方政績和既得利益征地建立開發區招商引資、而非以社會公共利益為目的的情況。更何況實際上是為了企業商業目的項目，大量成為“列入國家固定資產投資計劃的或者準許建設的國家建設項目”。

由于我國法律對征地條件的界定沒有詳細的規定，導致實踐中濫用、故意曲解法律條款的情況比比皆是，造成了征地失控和耕地大量流失，這就需要通過完善土地征用法律制度和適當采用程序法的方法來解決。

2、完善審批權限

關于土地征用的審批權限其實已經有法律詳細進行了規定。1982年《建設征用土地條例》第8條規定征用土地的審批權限：(1)征用耕地、園地1000畝以上，其他土地1萬畝以上，由國務院審批;(2)征用直轄市郊的土地，由直轄市人民政府批準;(3)征用50萬人口以上城市郊區的土地，由所在市人民政府審查，報省級人民政府批準;(4)征用其他地區耕地、園地3畝以上，林地、草地10畝以上，其他土地20畝以上，由所在縣、市人民政府審查，報省級人民政府審批，在這些限額以下的由縣、市人民政府批準。還規定：“一個建設項目所需土地，應當根據總體設計一次報批，不得化整為零。”審批權限的規定還見于《土地管理法》第45條：征用下列土地的，由國務院批準：(1)基本農田;(2)基本農田以外的耕地超過35公頃;(3)其他土地超過70公頃…，

但是由于監督制度的不完善，土地征用審批制度就無法完全實施，審批權限的硬性規定，在現實操作中也沒有嚴格執行，越權審批、瞞報漏報，以及化整為零的情況相當普遍，縣、市和省各級都有。而且，由于上述“公共利益”界定不明確的問題，在審批過程中也容易遇到難以界定的困難狀況，這就給誤審、錯審提供了可能性，也給一些企圖利用法律漏洞謀取利益的不法分子制造了很大的機會。

所以，完善審批制度，首先要通過各級人民政府加強對土地征用目的事前審查，嚴格執行《土地管理法》中的土地征用審批制度;其次，建立征地目的合法后審查的事后補救制度，在土地征用目的不合法時，通過被征用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的方式，重新對征地目的的合法性進行二次審核;另外，對于難以界定的情況，采用召開聽證會的形式，參考群眾意見，進行決策。

3、節約用地的規定與完善

關于節約用地，法律上一直有著明確的規定：1982年《國家建設征用土地條例》第3條規定：“節約土地是我國的國策。一切建設工程，都必須遵循經濟合理的原則，提高土地利用率。凡是荒地可以利用的，不得占用耕地;凡是劣地可以利用的，不得占用良田，尤其不得占用菜地、園地、精養魚塘等經濟效益高的土地。”“各地區特別是大城市近郊和人口密集地區，都應當按照土地利用規劃，對各項建設用地嚴加控制”。1986年取代《國家建設征用土地條例》的《土地管理法》第36條規定，“非農業建設必須節約使用土地，可以利用荒地的，不得占用耕地，可以利用劣地的，不得占用好地。”

但是這些法規中的規定并不完善，雖然對節約用地的對象進行了明確，但對對象的空間和時間因素都沒有進行詳細的規定，于是因這些規定，就出現了“征而不用”、“多征少用”、“早征晚用”等利用法律漏洞牟取利益的現象。導致了近幾年，浪費、濫用、囤積土地的現象愈演愈烈，治理以“開發區熱”、“房地產熱”和“人造景點熱”為代表的嚴重問題，已經成為當務之急。

所以，節約用地的實施，首先要完善節約用地法規的細節，只有在法律上嚴格規定了節約用地的具體細節和操作規范，才能從根本上杜絕利用法律漏洞謀利的問題;其次，加強中央對節約用地具體實施的監管，建立相應的監督機制，令法令法規起到切實的作用;另外，事后的治理工作也能起到亡羊補牢的作用，目前我國對于“開發區熱”等問題的治理已經顯現出成效。

4、完善征用補償標準與分配問題

土地征用補償法律的完善，關鍵在于補償計算標準和補償分配問題的完善。

我國目前征地補償標準主要參照1998年修正的《土地管理法》，第47條規定，征用耕地的補償費用包括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以及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費;征用耕地的土地補償費，為該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產值的6～10倍;其余由各地自行規定(李*君，2004)。該條同時規定“依照本條第二款的規定支付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農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經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批準，可以增加安置補助費。”而這種計算方法是計劃經濟時代的遺物，只是將標準適當調高，沒有將市場因素加入公式計算，不但內容上無法體現市場的公平競爭原則，而且數額上也無法達到補償失地農民維持生活標準的要求，扭曲了征地補償的機理和目的。

征地補償的分配機制，根據《土地管理法》第49條規定“被征用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應當將征用土地的補償費用的收支狀況向本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公布，接受監督。禁止侵占、挪用被征用土地單位的征地補償費用和其他有關費用”。但是由于沒有相應的監督機制進行保障，事實上，征地補償費用使用管理十分混亂，鄉、鎮、村、組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截留現象，實際上分配到失地農民手上或者切實專款專用于失地農民的補償寥寥無幾。許多時候，征地費用經過集體經濟組織的經營管理后，往往由多變少、變無，甚至變負、或者被挪作他用，不僅危害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還成為了滋生鄉村干部貪污腐敗的“溫床”。

所以，征地補償問題的解決，首先要建立科學合理的補償計算標準，從維護市場公正性和農民切身利益角度考慮，完善計算方法，提高補償的數額;其次，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嚴格執行《土地管理法》規定的補償分配機制，遏制各級集體組織的截留，增加補償分配到農民手中的概率;另外，通過立法完善民眾對集體組織運用補償款的監督力度，敦促集體經濟組織專款專用，避免補償款的二次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