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司法體制的進步，我們通過有些審判活動當中的細節是能夠體現出來的。例如現在我國開始在上海，西安等18個城市開始實行認罪認罰從輕處罰的這樣一種，審判制度充分給予犯罪嫌疑人有機會接受教育改造，但是也要保證整個過程律師是能夠充分的參與到其中的。那么，認罪認罰律師參與的作用是什么?

一、認罪認罰律師參與的作用是什么?

面對擁有著強大司法權的國家公權力機關，必須保障認罪認罰合作的自愿性與協商的平等性，才能守住公平正義的底線。

其中，律師的充分、有效參與是不可或缺的，發揮著保障程序合法性與促進實體正義性的積極作用。

1、保障認罪的自愿性，防范冤假錯案的作用。

由于被追訴人欠缺法律知識，可能對事實和法律規定存在認知上的錯誤，特別是涉及罪與非罪的區分問題往往把握不準，這就特別需要律師提供法律咨詢和幫助，從而避免認罪上的錯誤發生。在認罪認罰從寬程序中，辯護律師是維護被追訴人合法權益，防止冤假錯案的重要力量。因此，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實施中，通過充分賦予律師在會見、閱卷、取證、辯護等方面的權利，使律師能夠進行“有效辯護”，是防止冤假錯案發生的有效方式。

2、保障認罰的公正性，防止量刑不當的作用。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的前提是被追訴人同意檢察機關提出的量刑建議書所確定的刑期范圍，而法院的裁判一般采納檢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議。然而，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是否恰當、犯罪構成的事實基礎和影響量刑的事實、證據是否確實充分，以及是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的操作要求等問題都需要辯護律師的有效參與并提供專業意見，尤其需要律師與檢察機關進行有效溝通來解決這些問題。因此，被追訴人需要律師提供專業意見并與檢察機關協商，從而決定是否接受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

3、保障程序選擇的正確性，有效實現繁簡分流的作用。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設計的目的之一就是實現刑事案件的繁簡分流，從而實現“簡案快辦、疑案精審”，從而有效解決當下“案多人少”的突出矛盾。有時，被追訴人會單純為了早日擺脫“訟累”或是盡快“獲得人身自由”，不惜違心“認罪認罰”，從而選擇適用速裁或者簡易程序。此時，律師如果介入并提供及時、有效的幫助，那么錯誤的程序選擇即可避免，繁簡分流的目的才能得以真正實現。

此外，律師的充分、有效參與，還可以保障被追訴人權利行使的客觀理性，避免因信息不對稱導致意思表達錯誤;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畏懼、焦慮、抗拒心理進行引導和疏導;在當事人、法官、檢察官之間發揮溝通的橋梁、紐帶作用。

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背景定位

(一)司法改革浪潮的時代背景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進行了部署，新一輪的以司法責任制為標志的司法改革也進行得如火如荼。由此，完善法官檢察官遴選制度，推進省以下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省級統一管理，提高司法的整體效能和司法職業水平，更好地發揮司法職能，成為司法改革的重要任務。特別是法官、檢察官員額制改革，觸動了法官、檢察官的根本利益，廢除法官、檢察官的職務終身制。按照員額制改革的試點方案，法官、檢察官約占中央政法專項編制人數的 39% 以下，司法輔助人員約占 46%，司法行政人員約占 15%。如何破解辦案負擔久高不下的難題成為深化員額制改革取得實效的核心問題之一，而完善認罪認罰制度對于緩解司法資源的有限性和日漸增長的案件數量之間的緊張關系有其特殊意義。

①與此相適應的是，目前的刑事犯罪趨勢是輕罪占比越來越高，輕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案件的訴訟程序顯然要有別于重罪或者不認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案件的程序。

②大量的案件程序不簡化，不僅會浪費資源，而且會使檢察機關壓力非常大。可以說，輕罪發生比例高和司法改革的時代背景使得刑事訴訟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有了現實的迫切需要。

(二)體現刑事政策的法律衍進背景

任何一項制度或理論的創新都將經歷稚嫩和質疑，在質疑中不斷被檢視，最終趨向完善和成熟。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也不例外，其理念是由部分刑事法律、刑事政策和司法實踐發端而來。“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偵查政策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傳統。但從現代法理的視角看，“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有悖于“任何人不得被強迫自證其罪”的刑事訴訟原則和“人有不控告自己的自由”的現代司法理念。應該說，時代賦予了其新的涵義，在構建中國特色的法律體系過程中，對傳統法律政策的態度有時需要以批判的眼光去傳承。“抗拒不應從嚴，坦白可以從寬”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理念一脈相承。刑法第 67 條關于自首和坦白從寬處罰的規定可以看作是我國刑事法律對認罪認罰制度的有益探索和成功嘗試。該條文明確指出只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如實供述自己罪行，便有獲得相對緩和刑事評價的機會，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理念上相一致。認罪認罰從寬的理念不僅出現在法律中，司法解釋也有大量體現。譬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明確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在“犯罪較輕的，對偵破重大案件起關鍵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現的”三種情況下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規定雖已達到“數額較大”的標準，但具有被害人諒解等特定情形之一，且行為人認罪、悔罪的，可以根據刑法第三十七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二條的規定不起訴或者免予刑事處罰，上述規定就是這一理念的司法適用。類似的規定同樣出現在對于詐騙、搶奪、尋釁滋事等犯罪情節輕微的情形中。由此可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我國有其傳統的生長土壤，并不當然是西方國家類似于辯訴交易制度的復制品。

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九次會議表決通過《關于授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在部分地區開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工作的決定》，進一步簡化刑事訴訟法規定的相關訴訟程序。可以看出，一方面我國刑事法律、刑事政策不斷地對認罪認罰在程序從簡、處理從寬上進行創新，以利于有限的司法資源在不同難易的案件上進行合理分配，達到最大限度的優化資源配置的效果;另一方面絕對主義刑罰目的論在逐漸弱化，刑罰整體上趨向輕緩化和以教育矯正為目的。正如貝卡利亞在《論犯罪與刑罰》中所闡述的那樣，“嚴峻的刑罰造成了這樣一種局面：罪犯所面臨的惡果越大，也就越敢于規避刑罰。為了擺脫對一次罪行的刑罰，人們會犯下更多的罪行。刑罰最殘酷的國家和年代，往往就是行為最血腥、最不人道的國家和年代……刑罰的規模應該同本國的狀況相適應。……隨著人的心靈在社會狀態中柔化和感覺能力的增長，如果想保持客觀與感受之間的穩定關系，就應該降低刑罰的強度。”①因此，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順應了刑事法律整體上趨向輕緩的發展趨勢。

由此可見，認罪認罰律師參與為的就是防止所謂的認罪認罰而造成更多的冤假錯案，畢竟犯罪嫌疑人在司法機關面前的力量是非常的薄弱的，因為既然犯罪嫌疑人已經認罪認罰了，那么在量刑的這個問題上也要充分聽取律師的意見，總之，律師的參與也是更好的，讓認罪認罰制度在司法公正公平的原則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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