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如果在生活中遇到有人犯罪在法庭上有的時候也是需要審理的。我們都只到認罪認罰會有相應的減刑的，我們國家對于認罪認罰這一方面也有著相關的程序規定，我們大家也非常的關心這個過程。那么我們國家的認罪認罰案件程序規定的是什么呢？

一、認罪認罰案件訴訟程序改革的必要性

因犯罪不斷增加，司法資源有限，許多國家和地區的刑事司法機關都在經歷著巨量刑事案件的壓力。通過程序分流與程序改革應對刑事案件持續增長，緩解處理刑事案件的壓力，如美國的辯訴交易、德國的處罰令程序、我國臺灣地區的認罪協商程序等。

美國早在19世紀初就開始了辯訴交易的實踐。美國在面臨高犯罪率、刑事積案加劇的現實以及審判程序繁瑣且耗費巨大的壓力之下，為了提高訴訟效率，解決司法投入有限性的矛盾，探索出了一項不同于法庭普通審判程序的訴訟制度，這一制度被概括為辯訴交易或者訴辯交易。1989年，美國聯邦法院有86%的刑事案件都未經普通程序審判，而是經由辯訴交易程序判處，91%的州刑事案件亦經由辯訴交易判處。辯訴交易對于緩解法院負荷之重要性，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Burger說，如果辯訴交易的案件減少10%，則法院需增兩倍的人力及設備才足以應付。[1]目前，辯訴交易已經從英美法系向大陸法系傳播，德國、意大利也都結合本國實際構建了具有辯訴交易特征，又有自身特點的訴訟程序。

德國的處罰令程序是一種對輕微案件適用的書面審理程序，法官根據檢察官的書面申請進行案件審查，并據此對被告人處以罰金等輕微刑罰而不進行正式的直接、言詞式審理。類似的做法在德國、意大利稱為“處罰令程序”，在日本稱為“簡易命令程序”，但內容基本一致，[2]各國法律都將這種簡易程序限定適用于輕微刑事案件。

我國臺灣地區將這種輕罪訴訟程序稱為“簡易判決處刑程序”。隨著社會的發展變遷及其“刑法”的不斷修訂，臺灣地區刑事案件大量增加，法官的工作量日益加重。1998年7月“司法院”召開司法改革會議，決定引進辯訴交易程序的求刑制度。2004年3月修改“刑事訴訟法”，單獨設立“協商程序”。依據這種認罪協商程序，檢察官在征得被害人同意的情況下，可以與被告人進行協商，通過被告人主動承認犯罪事實的方式換取檢察官向法院求刑或請求為緩刑的宣告。[3]此項制度不僅可以鼓勵被告人主動認罪，也可使案件快速終結，避免訴訟資源的浪費。

上述立法例不僅具有訴訟程序加速的特征，并且以程序提速為目標追求，因此，本質上就是一種速裁程序。通過考察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可以發現具有以下共同點：一是在適用范圍上，除了美國的辯訴交易制度外，一般限于輕微刑事犯罪案件;二是在適用程序上，法庭調查、法庭辯論一般都被取消，辦案時間大大縮短;三是在被告人權利保障方面，一般以被告人知悉并同意適用速裁程序為前提，被告人對裁判結果不服的，有申請進一步救濟的權利;四是在適用速裁程序的情況下，被告人通常能夠獲得從寬處罰，且有鼓勵被告人自愿認罪認罰的作用。

我國提出認罪認罰從寬案件速裁程序的改革決策，具有與域外類似的背景和原因。當前，中國社會正處于轉型變革時期，傳統的社會控制方式相對失效，犯罪率正處于持續上升的狀態。刑事案件特別是輕微刑事案件的持續高發，使得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突出。隨著醉駕、扒竊等入刑，入罪門檻降低，輕微刑事案件數量大幅增加。[4]此外，勞動教養制度廢止之后，其中一部分原屬于勞動教養的案件作為刑事案件處理，又使輕微犯罪案件的數量進一步增加。如對于多次搶奪，但每一次搶奪數額都達不到定罪標準的，以前可以違反治安管理屢教不改予以勞動教養。在勞動教養廢止后，《刑法修正案(九)》將多次搶奪的行為規定為犯罪，[5]亦將進一步增加輕微刑事案件的問題。2013年，也就是速裁程序試點的前一年，全國法院生效判決刑事案件約105萬件，其中，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單處罰金的案件合計約57.7萬件，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單處罰金的案件約占刑事案件總量的38%。[6]一方面，在法院、檢察院、公安機關辦案力量有限增加的情況下，大量的輕微刑事案件對刑事司法機關構成巨大壓力;另一方面，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改后，刑事訴訟程序更加嚴格規范，訴訟程序正當性要求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公正與效率的矛盾，案多人少的矛盾更加突出。當下中國刑事司法面臨的任務和困難，迫使我們為緩解司法資源緊張的矛盾，平衡公正與效率的價值沖突，實現司法資源優化配置，尋求改革突破點。同時，域外辯訴交易制度的合理元素與成功實踐也給我們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啟示。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要求完善認罪認罰案件從寬制度并進行相應的改革，全國人大常委會果斷決策進行司法領域的“試驗性立法”，授權部分地區進行輕微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按照部署，2016年將在輕微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工作的基礎上，進一步開展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工作。輕微刑事案件改革試點決策的出臺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刑事速裁程序的正當性。

二、認罪認罰從寬程序的實踐基礎

為提高訴訟效率，實現對司法資源的優化配置，我國1996年刑事訴訟法采取大陸法系國家模式專門設置了簡易程序，主要適用于簡單輕微刑事案件。但是，簡易程序并沒有把被告人認罪作為前提條件，且所規定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最高刑明顯高于域外一些國家的規定。隨后，開始探索普通程序簡化審，最高法、最高檢、司法部于2003年3月14日頒布施行《關于適用普通程序審理“被告人認罪案件”的若干意見(試行)》，最高檢于2006年12月28日通過《關于依法快速辦理輕微刑事案件的意見》，試圖將普通程序案件提速辦結。在總結原有司法實踐經驗的基礎上，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改時借鑒了英美法系國家的有益做法，即以被告人認罪作為適用簡易程序的主要依據。盡管我國適用簡易程序的正當性依據與英美法系國家相同，且簡易程序適用范圍很廣，審判組織的確定以及程序的適用限制甚少，但出于對辦案質量的擔憂，在簡易程序的具體設計上，采取了折衷式的做法，依然保留了法庭辯論等基本程序，由此導致了實踐中“簡而不簡”“簡而不快”的問題，司法資源優化配置未能充分顯現。

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是在以往實踐基礎上的進一步改革，與既往的改革具有同樣的目的，但改革的力度明顯加大。刑事案件速裁程序適用范圍限于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被告人自愿認罪，當事人對適用法律和可能被判處的刑罰沒有爭議的危險駕駛、交通肇事、盜竊、詐騙、搶奪、傷害、尋釁滋事等情節較輕，依法可能判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案件，或者依法單處罰金的案件。對于適用速裁程序的案件，采用“被告人認罪”加“簡單輕微”的雙重標準。

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與簡易程序的相同點在于：第一，在適用范圍上，都是基層人民法院審理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犯罪輕微的刑事案件;第二，在庭審程序上，均比普通程序簡化和省略;第三，被告人自愿認罪;第四，適用程序前需要征求被告人的意見。不同之處在于：第一，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大于速裁程序，即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均可適用簡易程序審理，而刑事案件速裁程序不僅限于可能判處一年有期徒刑的輕微刑事案件，而且明確限定了案件類型，并非所有可能判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都可以適用速裁程序;第二，速裁程序也比簡易程序更為簡化，可以不進行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第三，速裁程序還特別要求法院、看守所建立法律援助值班律師制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權得到更為明確的保障。

刑事速裁程序借鑒了辯訴交易制度的合理元素，這一點毋庸置疑。辯訴交易是指在法官開庭審理之前，作為控訴方的檢察官和代表被告人利益的辯護律師進行協商，以控訴方部分撤訴、降格指控或要求法官從輕判處刑罰為條件，換取被告人的認罪答辯。辯訴雙方達成協議之后，法官通常不再對該案件進行實質性審判，而僅在形式上以判決確認雙方協議的內容。只有當法官認為辯訴交易的內容違反了自愿和公正的原則時，才可以拒絕接受辯訴交易。[7]美國的辯訴交易制度中的交易大致可以分為三種類型：一是控辯雙方以“刑期”進行交易，控方以向法官建議較短刑期作為交易條件;二是以“較輕之罪”交易，即控方以相對較輕之罪名起訴換取被告人認罪;三是以“罪數”交易，即控方以放棄對部分犯罪的起訴與被告人進行交易。美國的辯訴交易制度是建立在實用主義哲學基礎上的，訴訟各方的訴訟風險由此降到最低限度，使各方能夠獲得最大限度的訴訟利益。對檢察官、法官、被告人、律師等訴訟關系人來說，審判花費很多時間、金錢、精力，而辯訴交易則可以節省大量的時間、金錢和精力。辯訴交易使交易雙方實現了利益平衡，最重要的是，在巨量案件的壓力之下，仍然保證了司法機器的正常運轉。

我國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并非辯訴交易制度的簡單移植。刑事速裁程序與辯訴交易的共同點是：第一，均以被告人認罪為前提，都是在控辯雙方達成協議或者同意控方量刑建議的基礎上適用。在我國的刑事速裁程序中雖然并沒有控辯進行交易并形成協議的程序內容，但控辯之間的協商事實上同樣存在。控方提出條件，辯方權衡利弊以后如接受了條件，實際上就完成了控辯協商過程并達成了協議。第二，都體現了對被告人的從寬處罰;第三，法官一般情況下只是在查明控辯雙方是否自愿達成某種協議的基礎上接受控辯雙方的協議內容，而不再對案件進行實質性審查。二者的區別主要在于：一是在適用范圍上，辯訴交易案件的適用范圍相當廣泛，包括輕罪和重罪，速裁程序僅適用于輕微刑事案件。二是在適用案件類型上，辯訴交易沒有對案件特定類型的限制，速裁程序則限于11種特定類型案件。[8]三是在審理方式上。美國法院設立了專門的認罪答辯聽證程序，我國刑事訴訟法雖然有庭前會議的規定，但沒有規定庭前關于自愿性認罪的聽證程序。四是在協商內容上，美國的指控檢察官與被告人可以就指控罪名的降級、指控的罪數和量刑達成書面協議，只要該協議本身沒有違反法律規定，法院基本上是照單全收，我國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中，檢察官具有量刑建議權，被指控人沒有權利與檢察官就量刑協議的內容進行討價還價，[9]但被告人有權選擇認罪認罰或者不認罪不認罰，因而實際上也存在一個關于認罪內容的量刑協議。五是在司法審查上，在法庭對辯訴交易的確認階段，法官主要對辯訴交易協議的文本進行形式審查，重點是確認被告人是否自愿達成辯訴交易協議，并不圍繞證據等事實問題進行訊問。我國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雖同樣省略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但仍要訊(詢)問當事人對起訴書認定的事實和采用的證據有無異議。

我國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強調被告人的自愿認罪和程序選擇權，以及尊重檢察官的量刑建議權，因此，在審理方式上更接近美國的辯訴交易。但我國沒有直接移植辯訴交易制度，表明我國的改革將謹慎穩妥推行。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試點標志著我國傳統司法理念的轉變，有一定的風險性，因而，根據中國自己的國情，適度借鑒辯訴交易合理元素，這在改革的初期實踐中，是一種完全必要的謹慎。畢竟，保持刑事訴訟程序的正當性始終是我們應當堅守的底線。

三、認罪認罰案件速裁程序的正當性

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正當性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省略了普通程序中最具有實質意義的法庭調查、法庭辯論等有關內容，可能會受到正當性方面的質疑。如取消法庭調查、法庭辯論是否會影響被告人的權利?如果不公開審理，會不會導致司法不公?刑事速裁程序會不會演變為“法定后門”，放縱犯罪?會不會導致無罪或罪輕的犯罪人為了早點擺脫訟累或者避免更大的不公而違心認罪?

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是否還應當堅持公正的價值趨向，學界也有不同見解。有觀點認為刑事案件速裁程序適用的原則仍為公正優先，兼顧效率。在確保司法公正的前提下提高司法效率、提升司法效益，是速裁程序的重要關注點和焦點所在，也是其正當性的立足所在。[10]也有觀點認為，在我國刑事訴訟法普通程序和簡易程序的基礎上，如果再增加一種速裁程序，其價值取向與普通程序和簡易程序應有明顯不同，否則，設立就失去了正當性基礎。普通程序的價值取向是公正，簡易程序的價值取向是公正與效率兼顧，而速裁程序的價值取向就應當是效率，這三個程序構成夠完整的刑事審判程序的價值取向。[11]

認罪認罰案件速裁程序中，固然節約了司法資源，降低了訴訟成本，但必然導致不可能貫徹較高的程序正義標準。一是法庭調查、法庭辯論不再進行，控辯雙方對司法裁判過程的參與程度必然大大降低。二是法官事先進行了較為詳細的審查和閱卷，一般對被告人有罪問題已產生了強烈的預斷，因此，裁判者的中立性也必然受到消極的影響;三是在被告人自愿認罪的情況下，所謂的證明責任分配原則、證明標準的確定等都失去了原來的意義。被告人一經認罪，就等于放棄了進行無罪辯護的機會，法庭審判要么省略，要么會按照非常簡易的方式來加以安排。這不可避免會造成被告人辯護權被削弱。[12]傳統的程序正義理念在合作性司法中是難以完全實現的。

人們擔心正當性的流失，或者對于刑事速裁程序應當遵循公正優先抑或效率優先的原則的不同見解，都反映了一個實質性的問題：當下正在試點的刑事速裁程序本身是否有足夠的或者說必要的正當性?沒有人否認刑事訴訟程序正當性的價值，只有當刑事速裁程序的正當性問題得到足夠保障時，這一改革才有光明的前景。而我們的認識是，刑事輕微案件速裁程序的正當性應當得到肯定。

首先，對訴訟效率的追求也是程序正當性的應有含義。程序正義價值的實現，必須考慮到國家司法資源的有限性和訴訟成本的節約問題。雖然效率與公正是不同的概念，不同的價值，但效率只要不損害公正價值，不違背公正的基本原則，那么，效率本身就具有了公正的意義。“在自然的自由體系中，效率的原則受到某些背景制度的約束，一旦這些約束被滿足，任何由此產生的有效率的分配都被承認是正義的。”[13]認罪認罰案件速裁程序是一種基于對司法效率追求而采取的司法資源優化配置。從近現代刑事訴訟制度發展史的角度看，伴隨著法治作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刑事司法領域經歷了“正當程序革命”。正當程序對于被告人基本權利的保障主要體現在普通程序的設計之中。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學者帕克提出了正當程序模式和犯罪控制模式。在這兩種模式的劃分中，并未充分考慮訴訟效率問題。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分析法學的興起，使得法律程序中的經濟效率問題逐漸引起人們的重視。獲得迅速審判本身被視為被告人權利的組成部分。同時，它涉及迅速懲治犯罪這一社會公共利益。在這種理解之下，訴訟效益(率)問題成為正當程序模式和犯罪控制模式的交叉地帶，從而使普通程序與簡易速裁程序的界分呈現出復雜的面貌。再進一步看，刑事速裁程序追求的效率不僅僅是一個快字，同時意味著將有限的司法資源作優化配置，保證另一部分涉及被告人和社會更大利益的案件(判處較重刑罰的案件)在正當程序中有更為充分的司法資源保障。可見，提高訴訟效率本身也為設立輕微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提供了正當性依據，而且這也已成為一種原則性的共識。

其次，刑事速裁程序本身體現著正義。“懲罰犯罪的刑罰越是迅速和及時，就越是公正和有益。”[14]按照程序正義的要求，刑事審判活動應當及時地形成裁判結果，不能過于拖延。“遲來的正義非正義”，審判活動如果過于遲緩，不僅會導致案件的結案時間大大延長，訴訟的成本大大增加，而且會導致當事人長時間處于待判定的狀態，亦即被訴訟所累。從這一意義上說，當刑事速裁程序在追求效率價值的時候，也在追求著公正價值中的另一些內容。

最后，必須強調的是，刑事速裁程序并沒有脫離公正原則的約束。它仍是在追求公正價值過程中對效率的關注。從正在試點的刑事速裁程序看，程序要求滿足六個條件：一是被告人自愿認罪;二是被告人同意適用速裁程序;三是對被告人從輕或減輕處罰;四是保持控辯審三方形成的基本程序構造;五是限于輕微的刑事案件;六是保證有必要的刑罰懲罰。這六個條件的約束，刑事速裁程序保證了基本的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當事人的利益、社會公共利益通過自愿協商得到平衡兼顧，因而刑事訴訟程序的正當性并沒有喪失。

四、認罪認罰案件速裁程序的保障機制

相對于普通程序而言，認罪認罰案件速裁程序中的公正保障機制有所減弱，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我們雖然承認刑事速裁程序具有正當性，但基于這一程序中公正保障機制有所減弱的原因，強化程序正當性保障機制就變得十分重要和必要。換言之，在這樣一種程序架構中，應當盡可能保證程序正當性得以體現和實現。因此，如何保證認罪認罰案件速裁程序本身以及運作過程最大限度體現和實現公正，需要我們高度重視。從試點實踐來看，雖然速裁程序在提升訴訟效率方面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但這種改革還是非常初步的。從實體層面來看，我國尚未構建一種對被告人認罪認罰從寬處罰的普遍認同的刑罰制度，被告人基于認罪認罰獲得的肯定評價體現得還不夠明顯;從程序方面來看，我國并未在立法上確立認罪認罰案件的程序處理機制，我們既未以被告人認罪認罰與否為標準構建刑事司法程序，刑事司法中也缺乏審查被告人認罪認罰與否的程序機制。[15]速裁程序的粗線條難以使程序正當性得到有效的保障。以提高訴訟效率為主要目標的認罪認罰案件速裁程序，將對司法公正會或多或少造成一定的影響。如果執行不當，還可能產生更大的損害。因此，完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就刑事速裁程序而言，應當著重從以下五個方面完善認罪認罰案件速裁程序正當性的保障機制。

一是完善被告人權利保障機制。由于認罪認罰案件速裁程序省略了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等環節，可能導致被告人正當權利受到損害，因此，必須完善被告人的訴訟權利保障機制。認罪認罰案件速裁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保護應當關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要保障被告人的知悉權，需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自己的權利有自主性認知。可以借鑒美國辯訴交易中有關辯護律師和法官對權利告知部分設計的詳細告知清單，確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夠在是否認罪的問題上作出理性的選擇。其次，要保障被告人的辯護權，為被告人提供保證質量的律師幫助，通過律師向被告人解釋速裁程序的含義和意義，指導并幫助被告人在認罪認罰過程中行使辯護權。在美國的辯訴交易制度中，辯護律師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律師的職業責任和專業水平保護被告人不因辯訴交易而使合法權益受到損害。我國刑事案件律師辯護率長期偏低，近年來全國刑事訴訟中律師參與的比例仍不足30%，有的省甚至僅為12%。[16]為了保證認罪認罰案件速裁程序的正當性，應當建立強制法律援助制度，即確保被告人獲得律師幫助。實行律師值班制度是正在試點的刑事速裁程序的內容之一，值班律師制度是刑事速裁程序中被告人辯護權重要的保障機制。重要的是，要嚴格值班律師的選任條件，不能因為輕微刑事案件而且是值班律師而降低辯護人的任職條件。應當選擇業務素質高、責任心強、具備一定年限并有刑事辯護經驗的律師;要建立健全值班律師內部管理制度，對值班律師履職情況進行考評;應當提供充分的法律援助經費保障，鼓勵律師積極參與刑事速裁程序中的辯護活動。再次，要保障被告人的程序選擇權，允許被告人在法庭審理開始時對自己所作出的認罪認罰部分或全部反悔;即使在審理過程中，被告人對指控事實、罪名或者量刑建議明確表示有異議的，法庭亦應當允許，保障其辯護權得到充分行使，并及時將速裁程序轉為普通程序。

二是完善被害人權利保障機制。除被告人對適用法律沒有爭議外，還應該考慮被害人和其他當事人對適用法律也沒有爭議，以保護被害人和其他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適用速裁程序聽取被害人意見，既可以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權益，使被害人身心得到安撫，同時可以對檢察機關的量刑進行一定的制約，防止司法腐敗的發生。因此，應當保障被害人的程序參與權，對于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判決，又有合理和正當根據的，有權請求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17]

三是設立嚴格的審查制約機制。認罪認罰的真實性與適當性是適用刑事速裁程序正當性的前提。一方面，檢察機關內部應當設立制約機制，如建立檢察長批準或檢委會討論決定制度，以及向上級檢察機關的備案制度，特別是在無明確被害人的案件中尤為重要。另一方面，應當通過庭前會議等形式，加強對認罪認罰的司法審查，既要審查被告人認罪的真實性與自愿性，又要審查該案是否有事實基礎。如果發現被告人認罪認罰可能并非完全出于自愿，或者認定的事實存在重大疑問，則應當及時改為按普通程序審理，而不必以被告人主動要求撤回認罪認罰為條件。

四是建立量刑優惠激勵機制。被告人愿意認罪并通過刑事速裁程序決定自己的定罪與量刑，就是因為他的認罪以及程序選擇將使其獲得較大幅度的量刑優惠。因此，量刑優惠對于刑事速裁程序的實際運行具有某種程度的決定意義。為此，在立法上可以明確規定，適用速裁程序的案件被告人可以獲得較之于適用普通程序或簡易程序更大的從輕或減輕處罰的幅度。檢察機關在被告人認罪認罰的情況下有權也有義務提出減輕量刑幅度的建議，而且，法院原則上應當采納這種量刑建議。法院在庭前會議階段可以對公訴機關的量刑建議進行審查，如果經審查認為量刑建議明顯不當(可能導致量刑畸輕或并未體現從寬)，可以決定采用簡易程序或普通程序審判，也可以直接作出合法、公正的量刑判決。當然，對于法院拒絕適用刑事速裁程序或者直接作出與公訴機關量刑建議不同的判決，同樣需要規定嚴格的限制性條件。量刑優惠具有激勵被告人認罪認罰并接受速裁程序審判的功能。同時，在被告人認罪認罰的情況下給予量刑優惠，也是速裁程序正當性的體現和實現。

五是實行一審終審為原則，二審終審為例外的上訴制度，限制上訴權的行使。速裁程序的主要價值就在于提高訴訟效率，節約司法資源。保障當事人向高一級法院提出上訴的權利，本是刑事司法制度正當性的重要內容。但是，如果適用速裁程序而又輕易發生第二審程序，則刑事速裁程序的效率價值將大打折扣。尤其是如果因上訴引起的第二審程序中將案件發回重審，則可能變成欲速則不達的情形。因而，限制上訴可能成為必要的選擇。在美國的辯訴交易中，檢控方在認罪答辯協議中會明確要求被告人放棄上訴權，并將該內容作為接受認罪答辯的一個條件。但是，當出現無效辯護、認罪非自愿等情況以及量刑嚴重偏離法律規定的情形時，被告人仍然可以行使程序上的上訴權。從我國試點實踐來看，適用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被告人提出上訴的情況很少，但有些僅僅因為量刑之外的原因而提出上訴，如為了避免從看守所轉送監獄收押，而通過上訴來拖延在看守所服刑的時間等等。為了防止無意義上訴對司法資源造成不必要的浪費，應在法律上規定可以提出上訴的例外情形，并在上訴程序中設置前置過濾審查程序，淘汰不符合上訴條件的上訴案件。但對于檢察機關為行使法律監督權而提起抗訴的第二審程序不應限制，無論是檢察機關發現被告人隱瞞了重大的犯罪事實或者重要的犯罪情節，一審判決客觀上導致了量刑畸輕的問題，還是發現了被告人無罪的證據，都有權為了公共利益或者被告人利益而提出抗訴。認罪認罰案件速裁程序的正當性不僅僅體現在對于被告人合法權益的保障，而且應當體現在這一程序確實能夠提高訴訟效率，節約司法資源上。只要在刑事速裁程序的適用中嚴格遵循自愿原則，充分保障被告人的程序選擇權，同時嚴格遵循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體現對于自愿認罪認為的激勵，那么，即使限制了上訴權，依然能夠保證刑事速裁程序的正當性。

認罪認罰案件速裁程序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一部分，目前的試點是這一制度的初步實踐。刑事速裁程序在有限的范圍內體現了實體上從寬，程序上從簡的基本特征，但如何保證這樣一種明顯有別于傳統普通程序的刑事訴訟程序在明顯提高訴訟效率的同時，保持其刑事司法的純潔性，保持刑事訴訟應有正當性本質，仍是一個有待理論上研究，實踐上探索的難題。

我們國家對于認罪認罰案件程序規定的內容非常的多，認罪認罰我們大家都知道是一個可以會對罪犯相應的減刑政策。但是我們國家近期也規定了對于有三種類人認罪認罰不能被減刑。我們如果遇到有關的問題還是需要看我們國家的法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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