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國成立后，司法機關繼續采用管制這種方法，并得到很大的發展，司法實踐中對管制刑的運用也更加廣泛。在中央(機關)制發的文件中，如《中央公安部關于新區匪特暴亂搶糧情況的綜合報告》(1950年4月)、《中央公安部關于處理女犯、少年犯及老年犯的指示》(1951年10月)，都規定了管制的有關問題。同樣在一些大區也有相關法規對管制做了規定，如《華東軍政委員會關于管制反革命分子試行辦法》(1951年7月)、《中南區反動黨團特務及其他反革命分子登記條例》(1951年8月)。尤其要注意的是，到了1952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從立法上將管制作為六種主刑明確規定下來，排列在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之后，罰金之前。對于管制的對象，《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規定，對某些貪污分子可以適用管制。其后在1952年7月公安部發布了經政務院批準的《管制反革命分子暫行辦法》，其中明確了使用管制的范圍是“歷史上有罪惡，解放后既無悔改表現或悔改證明，又無現行的反革命活動，雖須給以一定的懲罰，但其罪惡程度上不須逮捕判刑”的反革命分子，把管制刑擴大適用到罪行較輕的貪污、受賄、行賄、介紹賄賂和牟取私利為目的的收買、盜取國家經濟情報的犯罪。在1956年之前，管制在性質具有雙重性，即既是一種刑罰方法，又是公安機關采用的行政強制措施，管制作為刑罰只適用反革命犯罪和貪污等侵犯公共財物的犯罪。但是自1956年以后，由于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基本完成，人民民主專政已進一步鞏固，社會秩序更加安定，全國人大常委會于同年11月16日就管制的性質和對象作了新的規定。管制僅僅具有刑罰的性質，改變了過去的雙重性質。而且管制除了適用于反革命罪外，還適用于一般刑事犯罪。在司法實踐中，管制作為刑罰又擴大適用到盜竊、詐騙、流氓等犯罪。1958年3月20日，中央批準的《全國政法工作會議關于當前對敵斗爭幾個問題的規定》，進一步明確規定，管制的對象“主要是可捕可不捕的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監督勞動中表現不好、屢教不改的地、富、反、壞分子，以及其他構成犯罪，但捕后尚不夠判處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這樣，在我國1979年刑法典制定以前，可以認為管制適用的范圍是兩個方面：其一是貪污、盜竊、詐騙、流氓等普通刑事犯罪分子;其二是反革命分子。適用管制的機關，依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反革命分子的管制一律由人民法院判決的決定》，管制“一律由人民法院依法判決，交由公安機關執行”。實踐中執行機關一般是由公安派出所執行，但在農村也可由區鄉人民政府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