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眾斗毆罪怎么舉證

在公訴刑事案件中，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規則是由公訴方承擔舉證責任，被告人不承擔舉證責任。在審判中，公訴方要向法庭提供充分的證據證明其指控的犯罪事實，而且其證明要達到法定的標準。被告人既沒有義務向法庭證明自己有罪，也沒有義務向法庭證明自己無罪。換言之，被告人可以不向法庭提供任何證據，僅對公訴方提出的證據進行質疑，就是完成了辯護的任務。被告人甚至可以不做任何辯護，法庭也不能因此就做出對被告人不利的判決。

除了無罪推定原則的要求外，舉證責任的分配還有操作層面上的理由。由公訴方承擔舉證責任，一方面，因為公訴方是訴訟程序的啟動者，是要求法院做出判決的人，所以公訴方應該向法庭提供證據支持其要求和主張，“誰主張誰舉證”是在訴訟活動中確定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規則；另一方面，公訴方既然做好了起訴的準備，自然也處于舉證的便利位置，讓其承擔舉證責任也是順理成章的。被告人不承擔舉證責任的理由也有兩個方面：其一，被告人在訴訟中處于被動防守的位置，不便于舉證；其二，被告人的訴訟主張是否定公訴方指控的犯罪事實，而否定某事實的存在，往往難以舉證。

誠然，被告人在審判中可以舉出證據證明自己無罪或罪輕。但是，這屬于法律賦予被告人的辯護權，是權利，不是義務或責任。被告人可以依法行使辯護權，也可以不行使辯護權，而且不能僅僅因為其不行使辯護權就得到對其不利的事實認定或判決后果。

聚眾斗毆立案標準

1、組織、策劃、指揮聚眾斗毆的首要分子，應予立案追訴。

2、積極參加聚眾斗毆的，應予立案追訴。

所謂“組織”,是指有目的、有計劃地將分散的人員安排起來使之成為某一特定的集團或群體。具體到本罪,只有運用言語等煽動和糾集多人去斗毆,并且負責組織的人數在3人以上,才能認定組織作用。

所謂“策劃”,是指為實現特定目標而制定計劃方案、進行部署安排。具體到本罪,策劃作用是對聚眾斗毆活動進行整體部署安排,制定具體的行動時間、地點、方案等。這種部署、計劃安排即使最終沒有完全被實行也不影響策劃者的策劃行為性質的成立。

所謂“指揮”,是指指使、命令、全面的調度。具體到本罪,指揮作用主要是指發號施令,命令、分配人員參加斗毆等。而且這種“指揮”也必須是全局性的,在斗毆過程中具體的參與人員臨時性的分配打擊對象或教唆他人采取某種打擊方式等行為,一般不認定為“指揮”行為。

聚眾斗毆罪的主從犯劃分

由于對聚眾斗毆犯罪的參加者，只追究首要分子和積極參加者的刑事責任，那么是否區分以及如何區分聚眾斗毆罪犯罪主體的主、從犯，在理論上和實踐中存在較大的爭議：刑法分則在規定本罪時所指的首要分子和其他積極參加者，與刑法總則在規定共同犯罪時所指的集團犯罪中的首要分子和主犯中的積極參加者不是同一個概念，兩者用詞雖然相同，但含義不同。

刑法對首要分子所作的定義與主犯在概念表述上使用了相同或相似的詞語，容易混淆，于是出現了主犯與首要分子關系的爭論。更是出現了“首要分子部分為主犯說”與“首要分子皆為主犯說”的理論立場分歧。

從法條上來分析，這里需要仔細區別第26條與第97中首要分子的差異。第26條規定，組織、領導犯罪集團進行犯罪活動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可見這里的首要分子是指犯罪集團中的首要分子。第97條規定，本法所稱首要分子，是指在犯罪集團或者聚眾犯罪中起組織、策劃、指揮作用的犯罪分子，顯然，這里的首要分子包括犯罪集團中的首要分子和聚眾犯罪中的首要分子兩種。第26條只是將犯罪集團中的首要分子規定為主犯，而未包括聚眾犯罪中的首要分子。這就表明，聚眾犯罪中的首要分子并不等于主犯。事實上，我們很清楚的是刑法第97條的規定，是對首要分子范圍的界定，不是對主犯認定標準，因此以97條作為標準來認定首要分子為主犯是不準確的，以“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作為首要分子是否為主犯的標準比較科學。

以上知識就是小編對“聚眾斗毆罪如何舉證”問題進行的解答，聚眾斗毆罪是屬于刑事公訴案件，而公訴案件一般由公訴人負責舉證，公訴人需要提供證據證明被告犯罪。讀者如果需要法律方面的幫助，歡迎到律霸網進行法律咨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