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釁滋事罪無罪辯護

如果要為尋釁滋事罪做無罪辯護就得了解尋釁滋事的定義，構成要件。尋釁滋事罪，是指肆意挑釁，隨意毆打、騷擾他人或任意損毀、占用公私財物，或者在公共場所起哄鬧事。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刑法第293條規定：有下列尋釁滋事行為之一，破壞社會秩序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一)隨意毆打他人，情節惡劣的;

(二)追逐、攔截、辱罵、恐嚇他人，情節惡劣的;

(三)強拿硬要或者任意損毀、占用公私財物，情節嚴重的;

(四)在公共場所起哄鬧事，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的。

糾集他人多次實施前款行為，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處罰金。(根據《刑法修正案(八)》修訂)。

尋釁滋事罪的構成要件：

一、尋釁滋事罪的客體特征

關于本罪的犯罪客體，學界一致認為是社會秩序。但如何具體理解社會秩序，則存在分歧。有二種較有代表性的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社會秩序就是公共場所秩序。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對公共場所的理解也不同。有些學者認為，公共場所就是指人員相對比較集中，人們生活比較頻繁的地方，如商店、車站等。另一些學者則認為公共場所就是人們共同生活的場所，它不僅包括人員集中，人們活動頻繁的地方，還應包括人員分散，人們活動不多和不經常活動的地方。如小街、荒郊等，人們可以在那里從事生產、工作、休息等活動，自由往來而不屬私人所有，這也應屬于公共場所。

第二種觀點認為，社會秩序就是公共秩序。這里的公共秩序是指根據法律和社會公德確立的公共生活規則所維持的社會正常秩序，包括公共場所秩序和非公共場所秩序。

我們認為第二種觀點能比較正確地反映尋釁滋事罪的客體特征。關鍵是如何正確理解公共秩序。

二、尋釁滋事罪的客觀特征

尋釁滋事在客觀方面表現為無事生非，起哄搗亂、無理取鬧、毆打傷害無辜，肆意挑釁，橫行霸道，破壞公共秩序的行為。新刑法典第293條將尋釁滋事罪的客觀行為方式具體規定為：

(1)隨意毆打他人，情節惡劣的。“隨意毆打他人”，是指出于耍威風、取樂等不健康動機，無故、無理毆打他人的人。這里的“情節惡劣”，是指隨意毆打他人手段殘忍的;多次隨意毆打他人的，造成被毆打人自殺等嚴重后果的等等。

(2)追逐、攔截、辱罵他人，情節惡劣的。“追逐、攔截、辱罵他人”，是指出于取樂、尋求精神刺激等不健康動機，無故無理追趕、攔擋、侮辱、謾罵他人，此多表現為追逐、攔截、辱罵婦女。這里的“情節惡劣的”，主要是指經常性追逐、攔截、辱罵他人的;造成惡劣影響或者激起民憤的;造成其他后果的等等。

(3)強拿硬要或者任意損毀、占用公私財物，情節嚴重的。“強拿硬要或者任意損毀、占有公私財物”，是指以蠻不講理的流氓手段，強行索要市場、商店的商品以及他人的財物，或者隨心所欲損壞、毀滅、占用公私財物。這里的“情節嚴重的”，是指強拿硬要或者任意損毀、占用的公私財物數量大的;造成惡劣影響的;多次強拿硬要或者任意損毀、占用公私財物的;公私財物受到嚴重損失的等等。

(4)在公共場所起哄鬧事，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的。“在公共場所起哄鬧事”，是指出于取樂、尋求精神刺激等不健康動機，在公共場所無事生非，制造事端，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的。

“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的”，是指公共場所正常的秩序受到破壞、引起群眾驚慌、逃離等嚴重混亂局面的。行為人只要有上述四種情形中的任意一種，就構成尋釁滋事罪。但在審判實踐中，行為人往往既“強拿硬要”，后“任意損毀、占用公私財物”。行為人為滿足其尋求精神刺激、開心取樂的流氓動機，一般會實施多個行為。例如，1998年2月，被告人莫某、吳某、曾某、覃某等人，在某風景區餐廳喝酒時相識。之后，便經常聚在一起，猜拳行令。不久后的一天，上述被告人又在一起吃喝，為了助酒興，被告人莫某故意將酒瓶摔于地上，一拳將門窗玻璃打碎，當即受到在場民警的教育制止。莫某等人離開餐廳。經至風景區派出所門口對面臺階上，見一對夫婦正往上行走，莫某靠近后，故意用力碰撞他們，致夫婦二人分別摔倒在地上，莫某嘻皮笑臉地揚長而去。此后，莫某等人蹓跶到小停車場附近，莫又一腳踢倒風景區廁所的一堵圍墻。走到大停車場時，莫某等人把路旁的一個大碾推到路中央，阻礙來往的旅游車輛，以此取樂。當莫某等一伙走到茶社時，見農民徐甲正在擺攤賣甘蔗，上前拿起一根就吃。徐甲向莫某要錢，莫某等人不但不給錢，反而一起動手毆打徐甲。徐甲胞弟徐乙、徐丙上前勸解，又被莫某的同伙吳某、覃某攔住打倒在地。吳某并拔出一把牛角尖刀朝徐甲的左肩胛下方捅了一刀。莫某等打傷人后企圖攔截一輛豐田牌轎車逃離現場，遭到了司機的拒絕，莫某等一面用下流語言謾罵和侮辱司機，一面敲、踢車門進行威脅。后來強乘一輛過路馬車逃走。當時一審法院認為被告人莫某等人目無國法和社會公德，尋釁滋事，肆意進行破壞、搶劫、傷人活動，尋求精神刺激，情節惡劣，其行為均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60條的規定，構成流氓罪。如果依新刑法典審理本案，被告人莫某等的行為包括了尋釁滋事罪法定的四種情形：第一，在餐廳無事生非，無故鬧事，推大碾到路中央阻礙來往車輛，在公共場所起哄鬧事，破壞騷擾;第二，吃甘蔗不給錢，踢倒風景區一堵圍墻，強拿硬要，任意損毀公共財物;第三，攔截轎車、謾罵、侮辱司機;第四，對農民徐甲等隨意毆打傷害。但如果我們分別看這四種情形的任意一種，都可能沒有達到“情節嚴重”、“情節惡劣”的程度。

三、尋釁滋事罪的主體特征

尋釁滋事罪的主體為一般主體，凡已滿16周歲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成為本罪的主體。行為人只要實施了尋釁滋事的行為，此罪名既可由單個人實施，也有以結伙聚眾形式出現。

在結伙尋釁滋事中，“組織、領導犯罪集團進行犯罪活動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主犯應當按照其參與的或者組織、指揮的全部犯罪處罰。”可見，主犯應對在他指揮下的犯罪及其后果承擔全部責任，但對超出他的指揮范圍的犯罪，一般不能要求其承擔責任。例如，甲因侮辱婦女受到丙的譴責，便糾集乙等去教訓丙。甲等看到丙與同事丁時，便上前侮辱、毆打。丙和丁見狀進行防衛。在沖突中，乙發現丁后腰帶有匕首，便趁丁與他人對打之時，從后面拔出丁的的匕首向丁的背部猛刺一刀，致丁當場死亡。此案中，甲對乙的殺人行為便沒有認識，也無法認識，因而甲對之不承擔責任。

四、尋釁滋事罪的主觀特征

尋釁滋事罪的主觀方面是直接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破壞社會秩序的危害結果，并且希望這種結果發生。行為人的犯罪動機是為了滿足耍威風、取樂等不正常的精神刺激或其他不健康的心理需要。在尋釁滋事活動中的行兇傷人、搶奪財物、毀壞公物、侮辱人格等，同傷害罪、搶奪罪、毀壞財物罪等，在客觀上幾乎沒有任何區別，要分清尋釁滋事與上述犯罪，關鍵看主觀動機。如果是出于貪利而非法占有公私財物，或者為了泄憤、報復而故意毀壞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就構成搶奪罪、故意毀損公私財物等侵犯財產罪;如果是為了向社會挑戰，故意破壞公共秩序而公然搶奪或毀損公私財物情節惡劣的，就構成尋釁滋事罪;如果是為了尋求精神刺激或變態心理的滿足隨意毆打他人，就構成尋釁滋事罪;如果在公共場所無理取鬧，破壞公共秩序，尋求精神刺激，就構成尋釁滋事罪。

在審判實踐中，對尋釁滋事罪的主觀特征認識不清，容易導致混淆尋釁滋事罪與其他犯罪的界限。例如，張某、宋某等三人在盜竊銷贓后，騎自行車回家，途中因違反交通規則與農民劉某相撞，雙方發生爭吵，張某首先推劉某一掌，繼之兩人廝打起來，宋某上前一腳將劉踢倒在地，隨后掏出水果刀，向劉的下腹部猛刺一刀，行兇后被告人騎車逃走。一審法院對張某等定以盜竊罪、尋釁滋事罪。二審法院認為事情發生在爭吵過程中，不同于流氓無故尋釁滋事，改判故意傷害罪、盜竊罪。這一案例一審判決的錯誤就在于沒有認識清楚尋釁滋事罪的主觀特征，把事出有因的傷害與流氓尋釁滋事混為一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