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程序正義的概念

為達到結果或狀態而經過一定的過程和手段，就是程序。過程和手段是公平正義的，就稱之為程序正義。

純粹的程序正義是指對實體正義沒有一個明確獨立的標準，只存在程序的正義，只要遵循程序的正義，不管什么樣的結果都會被認為公正。比如購買彩票，只要程序公正，無論誰中獎都是公平正義的。

然而在多數情況下是不完善的程序正義，結果正義是有獨立的標準，設計的程序基本能達到結果正義，但不能保證完全達到結果正義。比如刑事審判司法活動，實體正義的標準就是讓有罪者伏法。但是，這是不可能設計出一套完善的程序來保證每次審判都能達到實體正義。

近些年我國刑事訴訟的發展歷程來看，法律的不完善，造成某些程序正義的缺失，引發了一系列的冤假錯案，給我國依法治國的主旨帶造成了沖擊，直接損害了公民的合法權利。我們應當認識到公正的程序可以保護被追訴者的權利，也是國家追訴犯罪正當性的內在需求。而中國幾千年來，不存在程序正義的觀念，我國多年的司法實踐中重實體、輕程序的觀點，司法實踐中忽視程序及違反程序的現象依然存在，程序法在執行中也存在著諸多問題。

比如，云南杜培武案，他本身是刑警隊長，但是他被部下拷打、折磨，最后屈打成招，承認殺妻，但是事實又證明這是一個錯案。刑警大隊長被下屬折磨都認了，說明他最后也對程序法的放棄和絕望。

二、從杜培武案看程序正義存在的問題

我國歷史重視以德治國，公民大多具有避免糾紛和訴訟的傳統觀念，這些都限制了法律發展。長期以禮和德治理國家排斥法律的作用，中國在程序正義上缺少法治基礎。社會權利成為國家權利的附庸，個人權利意識被傳統觀念扼殺，程序正義缺少發展的土壤。以及后來的程序工具主義的盛行，使程序法僅成為維護社會秩序、得到訴訟結果的工具。我國刑事訴訟中，程序正義存在的問題：

(一)控辯雙方地位不對等，審判方不完全中立

我國控辯雙方的地位不對等。檢察官既是案件的公訴人也是案件審判的監督者，既是參與者也是裁判者。卷宗移送主義使得法官在開庭前便有先入為主的感覺認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刑事訴訟法》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這種模式使法官與控方的公訴人處在同一個控方的地位。杜培武在庭審中對審判長說：“我還有他們刑訊逼供的證據!”然后他解開風衣，從褲子里扯出了一套血跡斑斑的衣服說“這是我當時穿在身上被他們打爛的衣服!”審判長讓法警收起血衣，說“不要再糾纏這些問題了。”當杜培武不顧一切地高聲申辯：“我沒有殺人!我受到了嚴刑逼供!”時，一審法官讓杜培武拿出證明其“無罪的證據”，并在一審判決書中認定“辯護人未能向法庭提供證實其觀點的證據，也未能提供證實被告人無罪的證據”，以“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杜培武犯有故意殺人罪的證據內容客觀真實，證據充分，采證程序合法有效，指控事實清楚，罪名成立”，為由，對被告人做出“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的判決。

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人有“如實供述”的義務，同時也有規定控方承擔被告人有罪證明的責任。而杜培武案審理中卻要求被告人出示沒有殺人的證據，對被告人出示的刑訊逼供的證據視而不見，這體現了我國的程序正義的缺失。其實，程序的價值體現在可以避免出現錯誤的追訴，這是我國過去司法實踐中所未重視的。

(二)刑訊逼供依然存在

杜培武案中，偵查人員在第一次審訊時就對其進行刑訴逼供，對其審訊時間長達21天，最后杜培武被迫承認罪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以及《最高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265條均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我國有排除非法證據的相關規定，但是法律沒有對違法收集證據的責任和后果做出明確、有效的規定，這樣我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沒有了法律責任的后果。我國司法實踐傾向于放縱這種行為，這也是刑訊逼供的一個重要原因。面對一言不發的犯罪嫌疑人，偵查人員很容易就想到用刑訊的手段，沒有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保障，刑訊得來的證據在中國的證據制度下被采信。

首先想要知道什么是刑事訴訟法上的程序正義，必須先了解程序在刑事訴訟法中的規定。其次，程序正義是與結果正義相對的，需要大家了解的是結果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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