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人獨資單位犯罪的主體是不是法人？

是不是法人是要根據實際情況來定；

目前理論界和實務界均存在不同觀點：

第一種意見認為，一人公司不能成為單位犯罪的主體;

第二種意見認為，股東是法人的一人公司可以成為單位犯罪的主體，股東是自然人的一人公司不能成為單位犯罪的主體;

第三種意見認為，依法成立的一人公司包括股東是法人的一人公司和股東是自然人的一人公司均可以成為單位犯罪的主體。

否認一人公司單位犯罪主體適格的主要理由

1.一人公司不具有單位意志的整體性特征。一人公司只有一個股東，一般情況下由一人兼任公司的董事、經理，控制公司的經營管理活動。公司的法人治理結構不完整，難以區分公司財產和股東個人財產。一人公司不像有多名股東的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股東之間通過多數表決的方式形成公司的整體意志，且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互相監督、制約，從而使公司的整體意志有別于公司中任何一個人的單獨意志。由于一人公司的股東一人控制著公司的經營活動，股東的意志無法受到監督、制約，公司的意志和股東的意志無法區分，公司成為股東的另一個自我，甚至成為股東實施違法犯罪行為的工具。因此，一人公司不具有單位意志的整體性特征。

2.一人公司不具有利益歸屬的團體性特征。一人公司只有單一股東，公司的利益就是單一股東的個人利益，犯罪利益均為股東個人所得，利益歸屬不具有團體性特征。

3.刑法和民法的判斷標準存在差異。民法強調形式合理性，而刑法強調實質合理性。雖然公司法認可一人公司的法人地位，但鑒于實質上一人公司和股東個人在人格、意志、利益上均無法有效區分，一人公司在刑事領域里的單位地位并不必然形成。

4.一般情況下，單位犯罪比自然人犯罪處罰要輕。如果認可一人公司可以成為單位犯罪的主體，就極有可能出現個人以單位為掩護實施犯罪以獲取較輕處罰的情況，如此必然會導致對犯罪分子的輕縱。

認可一人公司單位犯罪主體適格的主要理由

筆者認為，一人公司在依法成立的情況下，可以成為單位犯罪的主體，主要理由如下：

1.一人公司作為單位犯罪主體具有法律依據。修訂后的公司法明確賦予了一人公司法人地位。刑法第三十條規定：“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法律規定為單位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規定，具有法人資格的獨資、私營公司、企業可以成為單位犯罪的主體。雖然刑法修訂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單位犯罪的司法解釋出臺的時間均在公司法承認一人公司的法人地位之前，但刑法和司法解釋并沒有排除一人公司單位犯罪的主體資格。從解釋學的角度分析，法律文本一經頒布，即與制定法律文本的機關相對脫離而獨立存在，即使立法者在立法時根本沒有考慮到后來出現的某些情況，或者雖然考慮到了，但基于當時的實際情況排除對某一情形適用某一法條，但隨著形勢的變化，有必要對法律條文作擴大解釋，只要法律條文沒有明確的禁止性的規定，且這種對法律文本的解釋能夠被涵括在法律文本的文義范圍之內，這種解釋就是合法的。在社會形勢已經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如果我們仍然抱著教條主義的態度，死守僵化過時的觀點，則會嚴重阻礙法制的進步和發展。以盜竊罪為例，我國1979年制定刑法、1997年修改刑法時，基于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立法者根本沒有考慮到虛擬財產問題。但隨著網絡產業、游戲產業成為一門新興產業，虛擬財產成為一種新型財產，竊取虛擬財產的現象不斷出現，業界要求刑法介入虛擬財產保護的呼聲越來越高，虛擬財產能否成為盜竊罪的犯罪對象成為刑法理論界和實務界研究的重點課題。反觀刑法關于盜竊罪的條文，刑法將盜竊罪的犯罪對象規定為“財物”，虛擬財產能否解釋為“財物”決定其能否成為盜竊罪的犯罪對象。目前，理論界和實務界主流觀點均認為，虛擬財產具有財物的特征，將其解釋為盜竊罪中的“財物”沒有超出盜竊罪條文的文義解釋范圍，因此，虛擬財產能夠成為盜竊罪的犯罪對象。就單位犯罪而言，雖然1997年修訂刑法時，從立法本意看，一人公司不能成為單位犯罪的主體，一人公司犯罪在司法實務中都是作為自然人犯罪處理，但從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關于單位犯罪的具體規定看，其字面含義均能夠將一人公司涵括進單位犯罪的主體范圍之內。基于這一考慮，隨著公司法的修改，一人公司法人地位的確立，就完全有必要承認一人公司的單位犯罪主體資格。

2.承認一人公司單位犯罪主體資格符合經濟社會發展大潮流。目前，包括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在內的世界各主要發達國家的法律均通過立法或者修訂法律確立了一人公司制度。1989年12月，歐洲議會頒布了《歐共體理事會關于一人公司的第十二號公司法指令》，該指令第二條第一款規定：“公司在設立時，可以僅有一名股東;當公司的全部股份轉為一人單獨持有時，也可以僅有一名股東(一人公司)。”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一人公司的出現及其得到越來越普遍的承認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是經濟發展對投資主體多元化、靈活性的必然選擇，是鼓勵投資、創新的必然要求。刑法作為部門法的保障及最后制裁手段，應當和部門法的立法宗旨及法律精神保持一致，否則就不能發揮刑法應有的功能和作用。既然公司法已經明確賦予了一人公司的法人地位，刑法應當與之相銜接。同時，承認一人公司單位犯罪的主體資格，也是我國刑法平等保護的要求。既然一人公司依法成立，并作為經濟活動主體和其他公司、企業一樣從事經營活動，就理應受到刑法的平等對待。否則，無法維持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不利于一人公司的經營發展，不利于鼓勵投資和創新。

3.一人公司成為單位犯罪主體符合刑法設立單位犯罪的目的要求。

刑法設立單位犯罪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貫徹罪責自負原則，對單位本身的犯罪行為進行否定性評價和制裁。單位基于自身的意志和利益實施的犯罪行為，應當由單位自己承擔，如果單位實施了犯罪行為而不承擔刑事責任，僅僅由自然人承擔刑事責任顯然有違罪責自負的原則。單位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之所以同時要承擔刑事責任：一是因為這些自然人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作為單位的代表實施了犯罪行為，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二是自然人是作為單位整體的一部分承擔責任，自然人承擔刑事責任也是單位承擔刑事責任的一種方式和體現。

第二，通過對單位犯罪行為的否定性評價和制裁促使單位在業務活動中履行應有的注意義務，避免業務中的過失犯罪。同時，也告誡單位不得為了自身利益故意實施犯罪行為。

第三，為了貫徹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單位犯罪一般發生在經濟領域，單位經濟活動的規模和自然人相比遠為龐大，其犯罪數額一般也較自然人高。但單位犯罪的利益歸屬于單位，如果單位實施的犯罪行為完全按自然人犯罪定罪量刑，則處罰會過于嚴厲，不能達到罪責刑相適應。因此，刑法一般規定單位犯罪較自然人犯罪處罰要輕，或者入罪門檻要高。

第四，為了平衡懲治犯罪與促進經濟社會發展這一對矛盾統一體。刑法之所以對單位犯罪設置比自然人犯罪較輕的法定刑或者較高的人罪門檻，還有一個重要考量因素是單位的社會正向功能，即不管是國家機關、企業，還是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其成立的主觀目的和客觀效果看，主要是行使一定的社會管理和服務職能，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促進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如公司、企業進行生產、經營，可以促進經濟發展。同時，公司、企業雇用一定數量的員工，可以解決一部分社會人員的就業。此外，公司、企業依法納稅，可以增加國家稅收。刑法對單位犯罪的處罰，正是考慮到單位從事合法經營管理活動的常態性、從事犯罪活動的偶然性這一特征，如果對單位犯罪處罰過于苛嚴，給單位增添難以承受的負擔，則會導致其社會正向功能的極大削弱甚至喪失。據此，刑法對單位犯罪的罪刑設置，需要在懲罰犯罪和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二者之間取得一個比較合理的平衡。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單位犯罪的司法解釋把為了從事犯罪活動而成立的單位和成立以后主要從事犯罪活動的單位排除在單位犯罪之外，按自然人犯罪處理，也是基于上述考慮。即上述兩類單位的社會正向功能極少或者根本不存在，而主要體現為社會負向功能(即對社會的破壞功能)，因此，對其犯罪行為進行罪刑設置時無須或者只須較少考慮實施刑事制裁所造成的經濟或者管理上的負面影響。

從以上單位犯罪設立的四個目的看，一人公司同樣應當具有單位犯罪的主體資格：

第一，一人公司實施的犯罪如果不認定為單位犯罪，有違罪責自負原則。

第二，不利于促使一人公司履行自己的注意義務，減少犯罪行為的發生。

第三，雖然一人公司只有一個股東，但并不意味著一人公司的規模就小于股東為二人以上的有限責任公司。相反，按照公司法的規定，一人公司的注冊資本最低為10萬元，而且必須一次性繳足;而二人以上的有限責任公司注冊資金最低可為三萬元，而且不必一次性繳足。如果將一人公司實施的犯罪行為全部按自然人犯罪處理，則不能做到罪責刑相適應。第四，一人公司也和其他公司、企業一樣，履行社會管理和服務功能。對一人公司犯罪如果處罰過于苛嚴，不利于一人公司的經營與發展。

4.對單位犯罪的解釋應當符合時代發展的要求。1997年刑法施行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單位犯罪的司法解釋出臺時，我國公司法還沒有規定一人公司，沒有承認一人公司的法人地位。隨著公司法的修改，一人公司法律地位的確立，公司法理論的發展與完善，單位犯罪理論也有必要與時俱進，不斷完善與發展。

第一，單位犯罪判斷標準的理論基礎——公司社團性理論的調整和發展決定了單位犯罪理論的發展與深化。我國單位犯罪理論尤其是單位犯罪的判斷標準的理論，是以犯罪意志的整體性和利益歸屬的團體性作為單位犯罪的判斷標準，是以公司社團性理論為基礎的。但是公司社團性理論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經濟的發展，公司組織結構的變化，組成公司各要素的重要性的重新分配與排序，公司社團性理論及觀念也有必要進行調整，這種調整必然深刻影響到單位犯罪的認定。按照傳統公司法理論，公司是人合與資合的組織體，社團性是公司的本質特征。公司的社團性決定公司的股東必須為復數。但是，隨著公司法立法及理論發展、研究的深入，人們發現，股東的復數性并非公司的社團性。如有學者認為，如果社團性以股東的復數性為基礎，那么，基于公司股份自由流轉性的特征，公司股份既可以集中于一個人之手，也可以隨時流轉到數個股東手中，所以一人公司具有潛在社團性特征。相反，復數股東的公司股份既有流轉到多數股東之手的可能，也有集中到少數股東甚至一個股東之手的可能。可見，就股份的擁有者角度而言，股東為復數的公司在本質上也有成為一人公司的潛在屬性，即這些公司也有喪失社團性屬性的可能性。在不少公司法學者看來，公司的本質是其不同于其股東的獨立的人格，即公司人格獨立。而公司獨立人格的實質是財產獨立和意志獨立。公司的社團性不絕對等于股東的復數性。一人公司只要嚴格依照公司法成立并依法經營，就能做到財產獨立和意志獨立，也即具有獨立人格。因此，應當對公司的社團性作更深入的理解，尤其在刑法領域，更是如此。按照公司法的規定，股東的注冊資金投入公司以后，股東即喪失其財產所有權，只具有資產收益、參與重大決策和選擇管理者等權利，而公司取得對注冊資金的法人財產權。公司的經營管理由公司董事會、經理層甚至公司職工等負責。所以，有學者認為，如果說傳統公司社團性有一定合理性的話，那也是一種歷史的合理性。它是一種植根于中世紀晚期商業公司與近代公司歷史發展狀態和水平土壤之中的理論。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現代公司已呈現出與古典公司判若云泥的差別。在組成公司的諸要素中，物質性資本的重要性已大大降低，已失去了在古典公司中所具有的唯其獨尊的地位。隨著有限責任的確立，兩權分離的公司發展實踐以及社會經濟由工業經濟過渡到知識經濟時代，公司經理人員、職工的勞動付出在公司財富創造過程中的作用大大加強，甚至在許多方面超過公司物質資本的作用，公司已由一個物質要素獨重的集合體發展成一個各生產要素并重并協調發展的人的集合體。資本只限于物質資本的傳統觀念已不能適應新的形勢的需要。許多學者均認為，資本應當包括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因而應當明確人力資本所有者的公司“所有人”地位。基于此，公司團體意思必須包括職工的意思，公司治理結構中必須體現職工的意志與利益。所以，如果僅把社團性理解為“人的集合”的話，說公司是一個社團并沒問題，只不過該社團并不僅僅是由公司股東組成的社團，而是由組成公司各要素的提供者，即公司股東、管理者、職工組成的社團，他們在公司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公司是人的集合并不是指他們中某一類人的集合，而是他們共同組成成員的集合。在此背景下，應當將公司的社團性拓展至股東、管理者和職工之間。

第二，從公司的運作機制看，投資者與經營者相分離的運作模式決定公司的股東身份在公司犯罪中不起決定作用，從而決定公司股東的多少對單位犯罪的認定沒有決定性作用

如前所述，按照公司法的規定，公司的經營管理主要由公司董事會、經理層甚至公司職工等負責，公司股東并不直接從事經營管理，公司犯罪實施的主體主要不是體現在公司的股東層面，而是在公司的管理者層面，如公司的董事、經理。即使公司的股東身份和管理者的身份產生競合，如股東同時是公司的董事或者經理，作為公司犯罪行為的決策和實施的身份主體一般是公司的董事或者經理身份而不是股東身份，因為其實施犯罪的職務基礎是體現其管理者身份的董事或者經理：所以，即使按照傳統公司法理論對公司社團性的理解，這種社團性特征對公司犯罪主體的認定而言也不是必要條件。原來認定單位犯罪的一些標準，如犯罪意志的整體性和利益歸屬的團體性，應當符合時代發展的要求。不管是犯罪意志的整體性也好，還是利益歸屬的團體性也好，均不以公司股東的復數性為基礎，公司股東的單復數對此不起決定性作用。從公司股東的人數與管理者人數的對應關系看，二者之間也并不必然成正比例對應關系，一人公司的管理人員完全有可能超過二人以上股東公司的管理人員。從公司的規模而言，一人公司的規模也完全有可能超過二人以上股東的公司。事實上，公司法為了保證一人公司的財產獨立和責任獨立，對一人公司的規模作了比其他有限責任公司要嚴格的限制。所以，以公司股東人數的單復數為標準來認定公司犯罪意志的整體性進而認定是否構成單位犯罪，并不具有科學性。公司犯罪意志的整體性不一定要體現管理者和作出決策者人數的復數性，并不是只有經過管理層集體研究作出的決策才能視為單位的整體意志，一人作出的決策就不是公司的整體意志。如公司的總經理或者董事長一個人在其職權范圍內為了公司的利益而作出實施犯罪的決策，犯罪的利益亦歸屬于公司。在這種情況下，決策者一人的意志也應當視為公司的整體意志，犯罪行為應當視為公司行為而不是自然人個人行為。所以，從本質上而言，單位犯罪意志的整體性與其說體現為決策人員的復數性，還不如說是體現為決策權限的法定性、程序性和決策者身份的獨立性。如果這種決策是在法律及公司章程等文件規定的職權范圍內依照一定程序作出的，且作出這種決策是為了公司的利益，則這種決策就應當視為獨立于決策者自然人身份的公司管理者的決策，即應視為公司的決策而不是自然人個人的決策。

從利益歸屬的團體性分析，團體性也并不一定體現為股東的復數性。一方面，即使是一人公司，其管理者、職工一般不止一人。事實上，隨著一人公司的發展壯大，并不排除職工幾百人、上千人甚至上萬人的一人公司的可能性。公司的利益與公司所有這些成員的利益息息相關。按照公司法的規定，公司的稅后利潤應當提取一部分作為公司法定公積金，在提取法定公積金之前還應當先彌補公司虧損，在提取法定公積金之后還可以提取任意公積金。另外，公司經營效益決定公司成員包括一般職工的工資、獎金等物質待遇，所以，公司犯罪的收益與公司所有成員的利益均密切相關。從這個意義上說，一人公司實施犯罪，也具有利益歸屬的團體性。另一方面，利益歸屬的團體性的本質不在于享受利益主體的復數性，而在于利益歸屬主體的獨立性，即利益直接而完整地歸公司所有的，這種利益就是公司的而不是自然人個人的利益，也就是公司作為一個由自然人組成的團體的利益。這種利益歸屬的直接性和完整性主要體現在公司作為一個整體首先概括地、全部地承受犯罪帶來的利益，如犯罪所得的收益直接進入公司的賬號，作為公司的收入予以記載，或者直接抵償公司債務，用于公司的開支。至于公司承受這些利益后將利益進行再分配，甚至唯一的股東分得其中的絕大多數，這是公司對自己財產的處分，不影響利益初始歸屬的屬性。所以，一人公司實施犯罪，只要犯罪所得是由公司支配而不是其中的自然人包括股東支配的，不影響公司利益歸屬的團體性特征。

第三，從最根本上來說，公司是否能夠成為單位犯罪的主體，要從公司是否具有公司所應當具有的最本質的特征——公司人格獨立來判斷。具有獨立人格的公司，就可以成為單位犯罪的主體;不具有獨立人格的公司，就不能成為單位犯罪的主體，公司相關人員實施的犯罪只能按自然人犯罪處理。依法成立并嚴格按照公司法的規定從事經營活動的一人公司，具有獨立的財產，能夠獨立承擔責任，具有獨立的意志，因而具有獨立于股東自然人人格的公司人格，能夠成為單位犯罪的主體。

綜合上面所說的，一人公司對于我國來說有很多，但對于個人公司是不是屬于單位犯罪也是要看實際情況符不符合，因為一般單位犯罪要比個人處罰輕些，因此，在判定是否屬于的時候是要經過審核的，不同的情況，處罰的標準也是會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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