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位犯罪，這個罪行是由我們中國開創的先河，關于單位犯罪，其實有很多種觀點，但是單位犯罪具有一定的法定性，所以應該按照刑法規定的內容來認定單位犯罪.單位犯罪在現實生活中是比較復雜的。那么關于過失的單位犯罪是怎么樣的?

一、過失的單位犯罪

失是單位具有的一種獨立于單位內部人員的整體性罪過形式，具體可分為疏忽大意的過失和過于自信的過失。

單位過失犯罪的存在，對于保護社會公共安全和社會秩序有著重要的作用和意義。我國刑法條文中有13個具體罪名涉及到了單位過失犯罪。單位犯罪過失是單位具有的一種獨立于單位內部人員的整體性罪過形式，具體可分為疏忽大意的過失和過于自信的過失。單位過失犯罪之“過失”因為單位意志區別于個人意志，故從形成機制來考察，其主要包括基于轉化型單位意志的過失、基于承繼型單位意志的過失以及基于單位監管義務的過失等三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飛速發展，社會上一些法人、非法人組織(在此統稱為單位)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已嚴重擾亂和侵害了我國的正常社會秩序尤其是經濟秩序，而且這些危害行為呈現出頻率愈高、范圍愈廣、危害愈大的顯著特點。因此，嚴厲打擊單位犯罪已成為我國司法機關的一項重要工作。與此同時，在我國法學界,關于單位犯罪問題的爭論也是由來已久,爭論的內容涉及單位犯罪的方方面面。單位犯罪在我國法律中始出現于1987年制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法》中，此后許多單項刑事法規都規定了單位犯罪，現行1997年刑法雖然也作出了對單位犯罪的規定，但是由于這些規定仍然過于原則、簡單和模糊，因此它似乎只是在法人犯罪抑或單位犯罪的稱謂上起到了“定紛止爭”的作用,到目前為止,刑法學界對單位犯罪中的諸多問題仍然尚未達成共識。在單位犯罪理論中,單位犯罪的罪過是單位犯罪構成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涉及單位犯罪的本質,也關系到單位犯罪概念的存在的合理性問題,對單位犯罪的定罪量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且單位犯罪主觀方面體現出與自然人犯罪諸多的不同,對于單位犯罪主觀方面的認定也是司法實踐中的難題之一。由此，“單位過失犯罪”也成為一個學界及實務界長期以來爭論的焦點問題。本文即是以單位之罪過形態為視角對單位過失犯罪所做的探析。正如美國學者賴斯所言:“要理解法人的不法行為,首先要停止把法人類推為人的作法,而按照法人的本來面目,即一個復雜的組織體來分析法人的行為。”[1] 本文在研究過程中，正是意識到了單位是一個異于自然人主體的法律行為主體，因此對其“過失”的探討也充分考慮和結合了單位作為社會組織體所具有的獨特屬性。

一、單位過失犯罪的理論和現實存在

我國刑法中是否存在單位過失犯罪，是研究單位過失犯罪罪過形態的前提。有的學者認為不可能存在單位過失犯罪，從而否定我國刑法中實際存在單位過失犯罪。[2] 而也有學者則是從現階段的研究的適當性和必要性角度，否定了單位過失犯罪的存在。本文認為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實際上，單位過失犯罪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現實性。

(一)對否定單位過失犯罪存在的觀點之再否定

對我國刑法中存在的單位過失犯罪，有的學者持否定態度，認為單位犯罪有為單位謀取非法利益的主觀特征，而這種主觀特征只能存在于故意犯罪之中。[3] 我們認為，在單位犯罪中，雖然絕大多數單位都是為了謀取單位利益，但這只是犯罪目的或者是犯罪動機。而根據我國犯罪構成理論，犯罪目的或犯罪動機一般不是犯罪構成的必備要件。這種以犯罪目的或犯罪動機來取代犯罪故意是不當的，以此來否定單位過失犯罪更是不合適的。事實上，大多數單位犯罪在犯罪過程中，只是為了追求單位利益，而置社會公共安全和社會秩序于不顧，沒有盡到其應有的注意義務，從而產生了嚴重的危害社會的結果，這恰好是一種過失的罪過形式。

有的學者認為，在目前的中國，關于單位犯罪的觀點并未得到普遍認同，更談不上深入人心，在此種情況下，將單位犯罪的罪過形態擴大到過失，是不明智的。[4] 相反，我們認為，在當前中國單位過失犯罪的存在有其現實性和必要性。一方面，隨著我國的企業法人制度的逐步完善，特別是一些大型企業、企業集團的行為對社會的公共安全和社會秩序產生著巨大的影響，并且現代社會中高風險領域的迅速擴大，社會的不穩定因素急劇增多，這些都會使得社會處于一種不安全狀態;另一方面，現代企業法人理論已經充分認識到了企業法人對社會的責任，特別是其公共安全、環境安全責任得到了廣泛的承認和法律認可，這使得對單位因過失行為而對社會公共安全和社會秩序造成的危害應當承擔責任，這是單位過失犯罪存在的理論和現實基礎，因此，應當充分地認識和研究這一類型的單位犯罪。

(二)單位過失犯罪的存在及在刑法罪名中的體現

不可否認，在我國刑法中一百三十多個單位犯罪的規定中，并沒有明確規定單位犯罪的罪過形式，且在實際中的單位犯罪絕大多數都是故意犯罪，這就會導致理論界有的學者認為我國刑法中只存在單位故意犯罪。我國刑法第30條規定“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法律規定為單位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該規定并未明確表明單位犯罪的罪過形態;根據我國刑法理論，罪過是構成犯罪的一個必備要件，刑法中包括故意和過失兩種罪過形式，所以單位犯罪的罪過也應當包括故意和過失，單位過失犯罪在法律邏輯上是成立的。

實際上，仔細地分析刑法分則中的單位犯罪，其中就有13個罪名屬于單位過失犯罪。如下所示：

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第(第135條)

大型群眾性活動重大安全事故罪(第135條)

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第137條)

教育設施重大安全事故罪(第138條)

消防責任事故罪(第139條)

出具證明文件重大失職罪(第229條)

妨害傳染病防治罪(第330條)

妨害國境衛生檢疫罪(第332條)

采集、供應血液、制作、供應血液制品事故罪(第334條)

逃避動植物檢疫罪(第337條)

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第338條)

非法處置固體廢物罪(第339條)

為他人提供書號出版淫穢書刊罪(第363條)

在上述單位過失犯罪中，其中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采集、供應血液、制作、供應血液制品事故罪和大型群眾性活動重大安全事故罪為純正的單位過失犯罪，即這些犯罪不僅是單位犯罪而且這些單位犯罪的罪過形式只能是過失。這說明我國刑法事實上存在單位過失犯罪。這些單位過失犯罪大都集中在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和危害社會秩序犯罪中，嚴重地危害了危害公共安全和社會秩序，這些單位犯罪的主體大都是企業法人和事業單位。

二、單位過失犯罪中“過失”之特性

關于單位犯罪過失的概念，我國刑法學者較少有人給出其定義。本文認為，單位犯罪過失應當屬于犯罪過失的范疇。因此，單位犯罪過失，是指單位應當預見到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由于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或者已經預見而輕信能夠避免，致使危害結果發生的心里態度。這一概念并非是對過失犯罪的簡單套用，因為相對于自然人的過失而言，其有顯著的特征。

(一)“過失”之主體為單位

單位犯罪的主體是單位，而非單位中的個人。有的學者認為，單位犯罪的主觀構造具有二重性，即單位犯罪的主觀構造不僅有單位犯罪意志的屬性，也有自然人犯罪意志的屬性。[5] 依照這種觀點，單位犯罪過失的主體不僅是單位，而且還包括其中的自然人。這種認識的主要根源是單位犯罪的主體不僅包括單位，而且包括對單位負責的人。本文認為，單位犯罪的主體，正如刑法第30條規定的是單位，即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不能因為個人承擔單位犯罪的刑事責任，而認為個人就是單位犯罪的主體。個人承擔單位犯罪的刑事責任，不是因為其個人身份，而是因為其是單位的責任人員身份，甚至可以說該責任人員就是單位，對該個人的懲罰，實際上就是對單位的懲罰。否則，我們就無法對刑法分則中的一些只對責任人員進行單罰的單位犯罪做出合理的解釋。在單位犯罪的主體是單位的前提下，單位犯罪過失的主體自然也是單位。這一特征主要是為了準確地認定單位犯罪過失。單位犯罪的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的形成具有復雜性，特別是單位犯罪中責任人員的心理態度可能與單位犯罪的整體意志具有不一致性。比如，單位責任人員明知安全生產設施不符合國家安全的規定，且對發生安全事故的結果采取放任的態度，而生產單位對此情形應當預見卻因疏忽大意而未預見，或者已經預見到了，但沒有盡到對該責任人員的監管義務，從而發生了安全事故，對于責任人來說，其是一種間接故意，但對于有預見義務和監督管理義務的單位來說，其則存在過失的心理態度。由此可見，單位犯罪過失的主體是單位，而非責任人員，實踐中必須嚴格區分單位犯罪過失與其責任人員的心理態度。

(二)“過失”具有獨立性和整體性

單位犯罪過失最終表現為單位的意志，具有整體性。[6] 這主要是由單位自身的社團性決定的,個人的意志不是單位的意志，個人的犯罪過失也不是單位犯罪過失。當然，單位對其行為的認識，最初都是由單位中的一個人或一些人來完成的，但其必須通過法定的或意定的規則使之成為單位的認識和意志，否則，就不可能成立單位犯罪。這樣，單位犯罪過失就獨立于個人的心理態度，從而具有整體性。這一特征要求在認定單位犯罪過失時，必須從過失的形成方式及存在形態上來區別于個人的心理態度。我國目前單位的組織形態多種多樣，存在一人公司和合伙企業等特殊形式，這些單位中的單位意志與個人心理態度往往很難區分，這一特征為此提供了一定的標準。

以上的論述說明，單位犯罪過失的主體是單位而非個人，單位犯罪過失具有獨立性和整體性，不是單位中分散的個人意志，這對于認定單位過失犯罪具有重要意義。

三、單位過失犯罪中“過失”的形態及其認定

我國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論都將犯罪過失分為疏忽大意的過失和過于自信的過失。據此，我們也可以將單位犯罪過失分為疏忽大意的過失和過于自信的過失。疏忽大意的單位過失，是指單位應當預見到自己的行為可能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因為疏忽大意而未預見的過失心理;過于自信的單位過失，是指單位已經預見到自己的行為可能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但輕信能夠避免，以至于發生了這種危害結果的過失心理。

現代刑法理論認為，在過失情形之下，行為人負刑事責任的主觀依據在于：行為人本來能夠正確的認識一定的行為與危害社會的結果之間的客觀聯系，并進而正確的選擇自己的行為，避免危害社會結果的發生，但其卻在自己意志的支配下，對國家利益、社會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利益采取了嚴重不負責任的態度，從而使自己的行為造成了嚴重的危害社會的結果。[7]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單位對過失行為負責任主要是因為單位沒有積極地履行其應當履行的注意義務。這種義務是由法律法規、行業規定或社會習慣所產生的，特別是在現代社會中高風險行業增加的情形下，這種注意義務則顯得更為重要，一旦違反，就可能會產生比自然人犯罪更為嚴重的危害結果。我們可以將這些注意義務分為預見義務和避害義務。預見義務，是指單位應當預見到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結果的義務;避害義務，是指單位預見到了行為可能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后，應當采取積極的措施防止危害結果發生的義務。單位過失犯罪正是單位違反預見義務或避害義務的行為，單位犯罪過失則是單位對于預見義務和避害義務的主觀認識態度。

(一)疏忽大意的單位過失之認定

在疏忽大意的單位犯罪過失的認知中，對應當預見或者預見的可能性的判斷標準成為認定此類罪過的關鍵。對此，學界形成了兩種最基本的觀點：一種是“主觀標準說”，這種觀點認為，判斷能否預見，應當以行為人本人的具體能力、水平及當時的具體條件來判斷。這一標準雖然能很好地體現罪過的主觀性特征，但未免有放縱過失犯罪之嫌;另一種是“客觀標準說”，這種觀點認為，應當以一般人的認識水平來衡量行為人是否具有認識危害后果從而違反預見義務的可能性。本文贊同客觀標準說，因為單位認識和預見危害的能力比自然人要高得多，且單位的意志能力具有理性色彩的特征。[8] 以社會一般認識水平來衡量，這也符合刑法規定單位過失犯罪是為了提高單位對社會公共安全和社會秩序的注意義務之目的。當然，這種一般的認識能力，應當以眾多同種類單位的認識能力為標準。

(二)過于自信的單位過失之認定

在過于自信的單位過失認知中，單位已經預見到了自己的行為可能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但其自以為可以避免該危害結果的發生而未履行避害義務，但事與愿違，最終卻發生了危害社會的結果。事實上，大多數的單位過失犯罪都是在這一罪過形態的支配下實施的。在這種罪過形態中，單位輕信能夠避免危害結果的發生是有一定的認識條件的，其是根據單位現有的一些避險條件，比如安檢設施、衛生消防設施、避害制度或應急制度等，這些條件使單位認識到其足以能夠避免危害結果的發生;若沒有這種認識條件作為憑借或依賴，則可能構成單位間接故意犯罪。因此，對于過于自信的單位罪過的認定，必須是單位已經預見到了危害結果發生的可能性，并且根據客觀條件輕信能夠避免危害結果的發生這兩個條件為依據來進行判斷。

四、單位過失犯罪中“過失”的形成機制

在單位過失犯罪中，由于單位并不直接具有如同自然人的認識能力，其對行為的認識只能通過單位之中的某個人或某些人來完成，而單位犯罪過失最終卻必須表現為單位的整體獨立意志，另外由于疏忽大意和過于自信的過失本身的復雜性，就有必要考察單位過失犯罪的形成機制問題。

根據前面的論述，單位犯罪過失是單位的整體獨立意志，單位的這種意志的形成，根據目前法律的規定，我們可以將其分成轉化型和承繼型兩類。而除了基于上述兩種單位意志形成的過失外，單位監管過失并不全是通過前述轉化或承繼而來的，但其卻符合過失犯罪中違反法定之預見義務或避害義務，因此也是一種單位犯罪過失，在本部分一并討論。

(一)基于轉化型單位意志的過失

轉化型單位意志的形成，是指單位的意志是由單位的決策機構，通過合法或合乎單位的議事規則的決策程序，將某個人或某些人的意志轉化為單位的意志而形成的，包括決議、策劃、授意、批準、默認等形式。比如，我國公司法中就明確地規定了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形成公司決議即單位意志的方式和途徑。這種轉化型的單位意志主要適用于民主集體決策的單位，雖然單位中的個人可以提出決策議案或意向，但最終能否轉化成為單位意志，則并非該個人所能決定的，這樣就使個人意志區別于單位意志。在這種類型的單位意志的形成過程中，通過決議制備單位的計劃、章程、決定等形式，在追求單位利益或者在決策時其應有預見義務，因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到該決策的執行可能會產生危害社會的結果，或者已經預見，但輕信執行該決議能夠避免危害結果的發生，從而在執行該決議的過程中發生了危害社會的結果，這就形成了單位的過失罪過。

(二)基于承繼型單位意志的過失

承繼型單位意志的形成，是指經法律或單位授權的個人的意志直接承繼為單位的意志。許多單位為了追求對單位的控制或實現效率的目的，通過法律或單位內部的規章制度的授權給單位其中的某個人或某些人以決策權，使其在職務中的一些個人決策可以直接轉變為單位的意志。比如，公司中的董事長、總經理等高管人員的職務行為，在特定情形和范圍內可直接承繼為單位的意志。這種類型的單位意志，由于個人的意志與單位的意志之間存在承繼性的密切關系，區分兩者則尤為重要。

首先，承繼型的單位意志，雖然常常以個人意志為表現形式，但必須有合法或合規范的授權，這種授權是個人意志直接轉化為單位意志的前提和橋梁，否則，就可能是個人犯罪;

其次，這種類型的單位意志，存在范圍較廣，公司中的董事長、總經理等高管人員自不必言，甚至在一些特殊的企業中也存在，比如，一人公司。在一人公司中，由于決策者往往就是投資者，常常發生公司意志和個人意志混同的情形。不過，公司法為了防止這種情形的出現，適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認制度來對個人意志進行限制。另外，一人公司中的投資者或責任人的意志要承繼為單位意志，必須具備合法有效的要件，即必須將該公司的章程、決議、計劃等單位意志制備于公司中，否則，就可能是利用單位名義進行犯罪或者成立單位的目的主要就是為了犯罪，該種情形依照相關司法解釋應認定為自然人犯罪;

最后，這種類型的單位意志區別于個人意志還在于，該意志是為了單位的整體利益，且該意志以明確合法的方式表明其屬于單位的意志。那些為了個人的利益、以單位為犯罪對象的犯罪意圖都不是單位犯罪的意志，都應當按自然人犯罪處理。在這種類型的單位意志的形成過程中，經授權的個人，在單位的職務行為中，因為個人的原因應當預見而沒有遇見行為可能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或者已經預見到了可能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因過于自信輕信能夠避免的心理態度，可以直接承繼于單位整體，從而形成了單位犯罪過失。

(三)基于單位監管義務的過失

單位監管過失是一種特殊的單位犯罪過失，單位要將自己的意志轉化為行動，就需要單位的各個部門從事業務，此時就有可能會出現與單位既定意志偏離甚至背道而馳的情況。但是，這種行為畢竟是為了單位的利益而在單位領導下的行為。因此，對單位施加監管義務是完全必要的，這也是科處單位“監管責任”的根據。

1、負有監管職責的單位之犯罪過失

對社會公共安全和社會秩序具有監管職責的單位，因其疏忽大意或過于自信而未依法履行自己應當履行的監管職責的罪過。比如，安檢消防單位違反了依法應當履行的對相關單位的安檢消防職責，從而造成了相關單位的事故。

2、單位對內部員工監管之犯罪過失

現代企業法人都有權利也有義務對企業內部職工的職務行為進行監督管理。職工的職務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結果，單位為了其利益有義務對該行為進行監督管理，而單位卻因疏忽大意或過于自信，而致使危害結果發生。在這種類型中，單位職工的行為心理，有的是過失，也有的是故意。比如，礦井之下工作的職工，明知自己使用明火的行為可能會引起瓦斯爆炸的結果，但其卻放任這種結果的發生，而單位則疏于對職工的監督管理，因而發生重大安全事故，在這種情況下，單位職工有可能構成間接故意犯罪，而單位則構成單位過失犯罪。

以上兩種單位監管過失，并不全是通過前述轉化或承繼而來的，但其卻符合過失犯罪中違反法定之預見義務或避害義務，因此也是一種單位犯罪過失。在認定此類單位犯罪過失中，應當考察監管職責之有無以及是否履行了監管職責，對于單位有監管職責且未履行該職責，就可以直接認定單位具有犯罪過失。單位是否盡到了監管責任，不是從單位中代表單位的個人是否切實地履行了監管義務來考慮，而應當從單位是否建立了有效的監管體制且該監管體制是否在有效地發揮作用方面來考慮。換句話說，應當從單位內部的制度、規章、政策等方面的情況來考慮單位是否具有監管上的過失責任。

結語

隨著社會組織社會化程度的提高，單位在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其行為能力涉及社會各個領域，無所不在地發揮著作用。同時單位行為的負面危害也日益彰顯，單位作為社會組織，在人力、財力、物力方面都強于自然人，在實踐中，單位過失行為導致的危害后果也遠遠大于自然人，因此，打擊單位過失犯罪對維護公共安全和社會秩序有著重要的意義，這也是本文研究的出發點。本文從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角度肯定了單位過失犯罪的現實存在。單位犯罪過失是單位具有的一種獨立于單位內部人員的整體性罪過形式，具體可分為疏忽大意的過失和過于自信的過失，對這種過失形態的認定具有復雜性，因此其必要性也愈加凸顯。單位過失犯罪之“過失”因為單位意志區別于個人意志，故本文從形成機制來考察，認為其主要應當包括基于轉化型單位意志的過失、基于承繼型單位意志的過失以及基于單位監管義務的過失等三類。文章正是依據上述思路較為系統地對單位過失犯罪中的過失心態進行了探析，以求為司法實踐中對單位犯罪的處理有所幫助。

過失的單位犯罪就是單位在實施一定的行為的時候，是單位的集體研究決定要實施這個行為，但是主觀上并不認為自己的行為有什么錯誤，犯罪的地方，從而導致的違反了法律規定的行為，就是過失的單位犯罪，對于過失犯罪，也是需要承擔責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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