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如今，犯罪不僅僅是個人行為，越來越多的單位犯罪正在出現，單位犯罪造成的危害社會的行為也越來越大，由此國家對單位犯罪做出了明確規定，今天小編要和大家說的是關于單位犯罪怎么處罰，有什么相關規定，希望大家學習完相關知識后可以對單位犯罪有一定的認識，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話要積極檢舉。

一、單位犯罪會受到哪些處罰

(一)單位犯罪的兩罰制

刑法對單位犯罪在絕大部分情況下采取兩罰制。在兩罰制中，對單位是判處罰金，判處罰金采取無限額罰金制，即對罰金的數額未作規定。

在兩罰制中，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是判處刑罰，這里的刑罰包括自由刑與罰金，主要是自由刑。對個人判處自由刑的，又有以下兩種情況：

(1) 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判處與個人犯罪相同刑罰。例如刑法第220條規定：“單位犯本節第二百一十三條至第二百一十九條規定之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本節各該條的規定處罰。”這里所謂依照本節各該條的規定處罰，就是指依照對個人犯罪的規定處罰。

(2)在少數情況下，判處低于個人犯罪的刑罰。例如個人犯受賄罪的，最重可以判處死刑，但根據刑法第387條規定：“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情節嚴重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由此可見，在單位犯受賄罪的情況下，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判處的刑罰遠輕于個人犯受賄罪的情況。

(二)單位犯罪的單罰制

刑法在某些情況下規定了單位犯罪的單罰制，即只處罰自然人而不處罰單位。例如刑法第396條規定：“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違反國家規定，以單位名義將國有資產集體私分給個人，數額較大的，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這里刑法規定的犯罪主體是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但只處罰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而不處罰單位。

(三)單位犯罪的處罰適用

我國刑法關于單位犯罪的規定，在多數情況下，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都要追究刑事責任。在少數情況下，只追究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那么，如何認定單位中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呢?2001年1月21日，《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明確規定：“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是在單位實施的犯罪中起決定、批準、受意、縱容、指揮等作用的人員，一般是單位的主管負責人，包括法定代表人。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是在單位犯罪中具體實施犯罪并起較大作用的人員，既可以是單位的經營管理人員，也可以是單位的職工，包括聘任、雇傭的人員。應當注意的是，在單位犯罪中，對于受單位領導指派或奉命而參與實施了一定犯罪行為的人員，一般不宜作為直接責任人員追究刑事責任。”這一規定，對于司法機關在審理單位犯罪案件中正確地認定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在對單位犯罪的處罰中，還存在一個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是否區分主犯、從犯的問題。在一個單位犯罪案件中，如果同時存在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在一般情況下前者比后者的作用大，前者可以認定為主犯，后者可以認定為從犯。但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不是當然的主犯與從犯關系。有時不同職責的人對單位犯罪負有不同的責任，如果一定要區分主犯與從犯，則顯得十分勉強。對這種情況，2000年9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是否區分主犯、從犯問題的批復》規定：“在審理單位故意犯罪案件時，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可不區分主犯、從犯，按照其在單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判處刑罰。”根據這一規定，對于主從關系不明顯的，可以不予區分。當然，如果主從關系明顯的，仍應區分。

二、單位犯罪的處罰標準和追訴標準質疑

1、從犯罪主體方面分析，單位和自然人都是我國刑法規定的犯罪主體，刑法對二者的地位并沒有做高低貴賤的區分，刑法總則中對單位犯罪的處罰原則，也沒有可以輕于自然人犯罪的例外規定。那么，對于犯相同之罪的單位和自然人，就應當適用相同的處罰標準，才符合罪刑平等原則。按照一般的邏輯推理，堅持同等說是順理成章的答案，而區別說顯然是違背了刑法平等的基本原則。從自然人和單位的刑事責任能力和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看，單位的犯罪能力和犯罪的社會危害性通常都高于自然人。在單位和自然人兩種主體之間，處于弱勢地位的是自然人，而不是單位;而單位犯罪的數額和危害后果通常要高于自然人犯罪的危害后果。所以說，我國關于單位犯罪的處罰標準的立法規定和追訴標準的司法解釋所采的區別原則，不是體現了罪責刑相適應原則，而恰恰是本末倒置!相對處于弱勢地位的自然人受到了更嚴厲的處遇，而處于優勢地位的單位卻受到了寬緩的處遇，這明顯違背了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違反了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公正的目標。

2、從犯罪的主觀方面分析，區別說認為，單位犯罪的責任人員是執行單位的集體意志，因此單位犯罪責任人員的主觀惡性較同類自然人犯罪輕。事實果真如此嗎?眾所周知，單位犯罪都是故意犯罪，沒有事實證明，單位犯罪的責任人員的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比自然人弱。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單位犯罪意志和責任人犯罪意志的關系上，不是先有單位的犯罪意志而后有責任人員的犯罪意志，而是先有責任人員(尤其是主管人員)的意志，后經集體研究決策才形成了單位的犯罪意志。換句話說，單位犯罪的犯意產生來源于單位的主管人員，沒有責任人員的犯罪意志和犯罪行為，就沒有單位犯罪。所以說，以單位犯罪的責任人員是執行單位意志作為從輕或減輕罪過的理由，是站不住腳的。

平等說并不否認差別的存在，并不堅持無差別的平等。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平等的要旨在于公正，只要是有助于實現刑法公正性的差別都是應當承認的，都不違背罪刑平等原則。”例如，刑法對未成年人、精神病人、又聾又啞的人、盲人犯罪，對從犯、脅從犯或者預備犯、中止犯、未遂犯等不同類別主體犯罪，規定了相對一般犯罪主體較輕的刑事責任，原因是考慮上述主體的智力發育尚不成熟、不完全或者有障礙，或者在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或者犯罪處于未完成形態，所以法律規定從輕、減輕或者免除他們的刑事責任。這種差別體現的是對弱者的保護，是與主觀惡性、犯罪作用或危害后果相一致的，體現的是分配的平等，符合普遍的正義性要求。

如果說對部分罪名的單位犯罪與自然人犯罪的處罰標準不一致是刑法規定造成的，那么二者追訴標準的不一致，則是司法解釋的結果。因為，刑法典對于同一罪名的單位犯罪的追訴標準與自然人犯罪的追訴標準，并沒有做出區別規定。區別規定的制造者，正是前述若干個司法解釋。那么，關于單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追訴標準不一致的司法解釋，是否違反了罪刑法定原則呢?

罪刑法定是刑法的基本原則，其核心內容表述為“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具體表現為罪之法定化和刑之法定化。罪刑法定原則的貫徹離不開司法解釋，同時，罪刑法定原則也是司法解釋不可逾越的限度。對刑法規定的某一犯罪的追訴標準的確定，是實現罪之法定化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既然刑法對同一罪名的自然人犯罪和單位犯罪沒有規定不同的追訴標準，那么，無論是依照當然解釋還是目的解釋的方法，都應當理解為二者的追訴標準是相同的，否則，解釋就超出了國民的一般預期。現行司法解釋將某些罪名的自然人犯罪和單位犯罪的追訴標準做出不一致的解釋，違背了罪刑法定精神。

通過上述分析，與自然人犯罪相比，只有兩個因素可能從寬考慮犯罪的單位及其責任人員的處罰標準：一個是單位犯罪的動機是為了單位團體的利益，而不是單純為了責任人員的利益;另一個因素是單位犯罪的刑事責任是單位和責任人員共同的責任，由二者共同分擔，而不僅僅是責任人員的責任。這兩個因素，區別于自然人犯罪的犯罪動機和刑事責任的承擔。那么，必須追問，這兩個因素果真能成為法律上從寬處罰犯罪單位和單位犯罪責任人刑事責任的根據嗎?能成為部分罪名的單位犯罪的處罰標準和追訴標準明顯低于自然人犯罪標準的根據嗎?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必須先明確對犯罪人從輕處罰或從重處罰、從寬追訴或從嚴追訴的根據是什么。

《刑法》第5條規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也就是說，對犯罪人確定刑罰的輕重應當以所犯罪行及其刑事責任為根據。在犯罪、刑事責任、刑罰的關系上，通說認為，犯罪是刑事責任產生的法律事實根據，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是刑事責任的實質根據。一般說來，犯的罪重，刑事責任就重;犯的罪輕，刑事責任就輕。進而，刑事責任的大小決定刑罰的輕重，刑事責任大的，刑罰就重;刑事責任小的，刑罰就輕。體現在刑事立法上，刑事責任是衡量行為是否規定為犯罪和如何規定刑罰的依據;體現在刑事司法上，刑事責任是決定是否適用刑罰和如何適用刑罰的標準，刑事責任的大小是判處刑罰輕重的標準。弄明白了這個問題，我們再來分析以上兩個因素。

關于第一個因素，即單位犯罪的動機是為了單位的利益，而不是為了責任人員個人的利益，得以減輕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嗎?筆者持否定態度。因為，犯罪動機一般不影響定罪量刑。正如有學者所言：“行為人是為了本人非法占有還是為了第三者非法占有，對法益的侵犯程度并不產生影響。”確定犯罪處罰標準和追訴標準的主要依據，是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或者說法益侵害性，而不是犯罪人的犯罪動機或獲得了多少利益。何況，單位犯罪并不排除責任人員的個人利益，有的單位犯罪也并非為了單位利益，如私分國有資產罪，就是為了私分者的個人利益。有時候，所謂的單位利益可能趨同于個人利益，如一人公司的單位犯罪，名為多人實為一人公司的單位犯罪。

關于第二個因素，單位犯罪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由單位和其責任人員共同承擔，得以減輕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嗎?筆者持否定態度。理由之一，確定行為人刑事責任的主要根據是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和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單位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和單位責任人員的人身危險性，并不比自然人犯罪的小;單位承擔的刑事責任僅僅是罰金刑，該罰金刑并不能折抵或減輕責任人員應負的自由刑。理由之二，我國刑法和司法解釋對單位犯罪責任人員刑事責任采取同等標準和不同標準兩種原則，在區別標準的情況下，采取單位犯罪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明顯輕于自然人刑事責任的做法，不符合當前世界主要國家刑法的一般做法。例如，作為英美法系代表的美國，對此采取的是同等標準。美國模范刑法典在“責任的一般原則”中規定了法人、非法人團體及其代理人的責任：以法人或者非法人團體的名義或者代表其實施行為或者促使該行為實施時，行為人在法律上應承擔相當于行為是以自己的名義或者為了自己實施時一樣的責任。關于法人犯罪的刑罰，該法規定：因對法人或者非法人團體的行為負法律責任而被認定有罪時，該人應被處以自然人被認定成立同等級或者程度的犯罪時法律規定的刑罰。作為大陸法系代表的法國，其刑法對此明確規定：無論對于重罪、輕罪還是違警罪，適用法人的罰金最高定額為懲治犯罪之法律規定的對自然人罰金最高定額的5倍。

3、按照目前刑法和司法解釋的規定，對單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規定不同的處罰標準和追訴標準，實際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這一個問題的實質是，相同的罪名因犯罪主體的不同，而受到輕重不同的處罰待遇：單位犯罪的入罪門檻高、出罪門檻低，自然人犯罪的人罪門檻低、出罪門檻高。就是對同樣犯罪行為的入罪、出罪標準，均明顯有利于單位而不利于自然人，違反了罪刑平等原則，違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憲法和刑法原則，違反了法律對平等主體給予平等保護的法治精神。其后果，一是讓自然人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感覺法律是不公平的，從而使刑法的一般預防作用大打折扣;二是讓潛在的犯罪分子刻意鉆法律的空子，不擇手段地以單位行為的形式實施犯罪，牟取個人私利。

綜上所述，就是關于單位犯罪怎么處罰，有什么相關規定的有關內容，由此可見，犯罪是沒有個人與群體之分的。因此，在公司的經營過程中要遵守法律的相關規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你觸犯了它，就會受到相關的懲罰的。所以小編提醒大家要時刻遵守法律法規。若有相關法律問題，請咨詢律霸的在線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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