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某與李某于2006年認識后同居，并于2007年農歷12月15日生下一子。因被告人華某與李某經常為瑣事生氣，故二人于2010年7月份分手，李某離開了居所，孩子由被告人華某帶著撫養。史某夫婦在他人處獲悉華某不愿意撫養其兒子的情況后，主動與華某聯系，稱自己家庭條件好，愿意撫養小孩。2011年4月24日，華某要求史某夫婦支付其一定的撫養費后，可以將孩子帶走。史某夫婦在支付給華某3萬元后，將孩子帶走。2011年5月李某得知華某收取30000元將孩子送人，找到史某夫婦索要孩子，史某夫婦拒絕歸還，李某遂向公安機關報案。

【分歧】

本案就華某構成遺棄罪還是拐賣兒童罪，產生不同的意見。

一種意見認為，華某的行為構成遺棄罪。1999年10月《全國法院維護農村穩定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談到“對那些迫于生活困難、受重男輕女思想影響而出賣親生子女或收養子女的，可不作為犯罪處理;對于出賣子女確屬情節惡劣的，可按遺棄罪處罰”。本案華某為小孩的親生父親，具有撫養義務，但因為單獨撫養小孩辛苦，而將小孩送給他人，情節惡劣，應以遺棄罪定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華某的行為構成拐賣兒童罪，華某將親生小孩交給他人撫養，收取了較大數額財物，可見其目的是以出賣為目的，且已經非法獲利，符合拐賣兒童罪的構成要件。

【評析】

筆者認為，第二種意見是正確的。理由如下：

遺棄罪，是指對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沒有獨立生活能力的人，具有撫養義務而拒絕撫養，情節惡劣的行為。該罪侵犯的客體是被害人在家庭中的平等權利;在客觀方面表現為對沒有獨立生活能力或者不能獨立生活的家庭成員，有撫養義務而拒絕撫養的行為;其犯罪主體必須是在法律上對被遺棄者有撫養義務的人;在主觀方面是故意，表現形式為不作為。另外，構成本罪必須達到情節惡劣的程度。拐賣兒童罪，是指以出賣為目的，拐騙、綁架、收買、販賣、接送或者中轉兒童，以及出賣為目的，偷盜嬰幼兒的行為。該罪侵犯的客體是兒童的人身自由權利;在客觀方面表現為拐騙、綁架、收買、販賣、接送或者中轉兒童以及偷盜嬰幼兒用以出賣的行為，而且只要有以上幾種行為之一，就構成本罪;在主觀方面由直接故意構成，并且必須具有出賣的目的。遺棄罪的表現形式為消極的不作為，即對沒有獨立生活能力或者不能獨立生活的家庭成員，有撫養義務而拒絕撫養的行為，與拐賣兒童罪的積極的作為有本質的區別。

撫養教育子女是父母的法定義務。父母不應該將子女隨意送人收養，且孩子也不是商品，即使將孩子送養也不能有獲利的非法目的。2010年3月15日，最高法、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出臺了《關于依法懲治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意見》，意見指出：“以非法獲利為目的，出賣親生子女的，應當以拐賣婦女、兒童罪論處。”意見同時指出要嚴格區分借送養之名出賣親生子女與民間送養行為的界限，區分的關鍵在于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獲利的目的。在具體案件中應當通過審查將子女“送”人的背景和原因、有無收取錢財及收取錢財的多少、對方是否具有撫養目的及有無撫養能力等事實，綜合判斷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獲利的目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屬于出賣親生子女，應當以拐賣婦女、兒童罪論處：

(1)將生育作為非法獲利手段，生育后即出賣子女的;

(2)明知對方不具有撫養目的，或者根本不考慮對方是否具有撫養目的，為收取錢財將子女“送”給他人的;

(3)為收取明顯不屬于“營養費”、“感謝費”的巨額錢財將子女“送”給他人的;

(4)其他足以反映行為人具有非法獲利目的的“送養”行為的。本案中，被告人華某只是聽收買人說自己的條件好，在不了解對方真實情況下，將小孩交給對方，并收取較大數額的現金，收取30000元現金其數額明顯高于農村人均生活消費標準，并不屬于只是收取少量營養費、感謝費，也并非迫于生活困難而將小孩送養，被告人其主觀上具有出賣兒子獲利的目的，故被告人華某的行為不符合遺棄罪的特征，應當以拐賣兒童罪追究其刑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