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2月,河南葉縣發生一起特大系列搶劫殺人案,公安機關迅即“破案”。6名無辜者被抓,2人因不堪忍受審訊人員采用三角帶、木棍、皮帶、電警棍以及手搖電話的電擊,只好按審訊人員的意圖招供。“人證”、“物證”俱在,冤案遂成鐵案。辯護律師據理力爭,真兇突然現出原形,才把這些無辜平民從死亡線上拉回來。(見《律師與法制》1998第9期張*奎采寫的《葉縣冤案始末》)。
1998年**電視臺《焦點訪談》報道,某縣公安派出所將涉嫌盜竊的一對夫婦抓獲,稍后將女人放出,繼續審訊其夫。幾天后,女人看望丈夫時被告知其丈夫已經逃跑,該女人便開始了艱難的尋夫歷程。幾年后,其中一名參與審訊的民警突然良心發現,說出其夫在審訊時已被打死并秘密埋葬。
1998年7月,原遵義市紅花崗區公安分局刑警趙*元、屠*強為逼取口供,對犯罪嫌疑人熊*祿施以種種肉刑,致使熊*祿因外傷、劇痛、失水、饑餓、緊張等過度劣性刺激而休克死亡。去年12月,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分別判處趙*元、屠*強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和無期徒刑。據稱,這是我國《刑法》自1979年實施以來判得最重的一起刑訊逼供案。(見《法制日報》2000年4月16日第2版楊*河采寫的《刑訊逼供法難容》)。
2、案例說明的問題
血淚斑斑的案例說明:首先,采用這種手段的刑事偵查人員無能或者懶惰。他們除了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不能取得或怠于取得其他充分確實的證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證據。其次,如果不是前者,必然是為了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有意加罪所謂的犯罪嫌疑人。再次,這兩種犯罪行為還未得到有效遏制。
3、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行為現有的法律對策
本文無意探討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因為從《刑法》分則明確規定的具體犯罪來看,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即為兩種。這是我們的國家意志對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行為的斷然否定。特別是,新《刑法》第247條不僅加重了刑訊逼供犯罪的法定處刑,更增加了暴力取證罪名。這兩種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事實上,《刑法》設立這兩種罪名,就是我國現有的對于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行為最嚴厲的法律對策。然而,這些法律對策并沒有遏制這兩種犯罪的發生。于是,我們不得不討論這種對策的現實可行性。過去發生的以及現在仍在發生的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犯罪足以說明:目前我國對于這兩種犯罪的法律對策成效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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