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杜曉實習生游垠

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和國家安全部聯合發布的《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自今年7月1日實施以來，已逾半月。但兩個“規定”如何實施，業內人士仍感荊棘叢生。

由本報主辦的《法制與新聞》雜志社、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和北京洪范廣住律師事務所聯合舉辦了法學沙龍“控辯審三方談”，來自檢察院、法院以及律師事務所的代表，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實施中的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法制日報》記者注意到，眾人激辯的焦點仍然集中在備受社會各方關注的刑訊逼供問題上。

被告人是否承擔舉證責任

如果被告人在法庭上提出遭到刑訊逼供，其是否應承擔舉證責任？

“舉證責任分為兩種，主要證明責任由控方承擔，被告人也應當承擔舉證責任，否則被告人動輒提出刑訊逼供，給庭審造成障礙。”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宣教處處長許永俊說，被告人的舉證大致應包括在什么時間、什么地點受到刑訊逼供。

“被告人或者是辯護人是否有舉證的責任？這一點我本人持相反意見。”全國律協刑事辯護委員會委員焦鵬說，兩個“規定”的本身屬性是相當于一個司法解釋，它本身不能賦予責任，這是一個大的前提。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可以做一下分析，如果被告人提供非法舉證的時間、地點和現場情況、人員等等，這些表述到底怎樣定性呢？“我認為這是說明義務。既然我有辯護權，那就有權在法庭庭審過程中說這件事不是我做的，不是公訴人所說的樣子，但是這只需要說明理由就可以了，這不是訴訟主張。如果是一項訴訟主張，那是要承擔刑事責任的”。

海淀區檢察院公訴一處處長金軼則認為，由檢方承擔證明責任，如果檢方不提供錄音錄像、偵查人員不出庭怎么辦？也就是說，被告人提出遭到刑訊逼供并提供了證據，公訴人如何證明偵查行為合法？

“公訴人在法庭上受到證據突襲的情況下，應當允許公訴人延期進行調查。如果公訴人不愿意提出，或者無法提出相應的證據，這就應當予以排除。”金軼說。

非法言詞證據范圍多大

在兩個“規定”的描述中，哪些屬于非法言詞證據？

“我理解的意思，非法言詞證據的范圍就是因刑訊逼供得出的言詞證據，但如果有通過威脅、欺騙、引誘行為得到的證據，怎么辦？”焦鵬說，在刑訴法中，刑訊逼供、引誘、威脅、欺騙等手段是明確規定禁止使用的。所以，如果在司法實踐當中，真的出現了有欺騙、引誘等行為，仍然應認定為非法證據，不能因為在兩個“規定”中沒有明確列舉出來，就認為其不屬于非法證據。

“對于‘規定’當中非法言詞證據以及實物證據的范圍，是本次‘規定’當中重大的缺陷。”北京律師楊照東說，尤其是言詞證據的范圍，很簡單的一句話———“采取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我們拋開法律層面的分析，僅僅從文字的角度來看，“等”字后面的非法行為，一定是超出刑訊逼供之外的：“等”后面的字，也不能簡單的理解為是以肉體摧殘導致的結果。

“應該說，多年來，隨著我國法制建設的進程，偵查人員的素質有了很大提高，這種以肉體摧殘的方式進行刑訊逼供的行為是很少見的。但是，不讓睡覺的方法仍然司空見慣。長時間的不讓你休息和睡覺，我們是否把它當作‘等’字所包括的非法手段之一？諸如此類，都應該歸納為‘等’字后面的非法手段。如果能夠把它細化到某一種程度，采取不完全列舉的情況，控、辯、審三方都不會產生太大的分歧。”楊照東說。

“‘等’字其實就包括了延伸概念的可能性。”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廳長劉京華說，關于證據合法性的審查和判斷，標準的規定很重要。比如，在《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里，對證據的形式、內容和采集證據的主體資格以及采集的方法、程序是否合法這四個方面都做了規定。

“我的想法和大家的理解可能有點不一樣。我認為，對非法證據的認定，應該是從非法證據違法程序上界定。”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副庭長周軍說，從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三條的規定和這次兩個《規定》來看，刑訊逼供和引誘、欺騙以及其他方法獲得的證據，應該是非法言詞的證據。

《法制日報》記者注意到，盡管控、審、辯三方對兩個“規定”的實施細節有不同的看法，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仍然得到了高度好評。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瑞華說，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最大的價值在提出了程序法的意識。所以，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改變了我們的思維方式，改變了我們對待法庭審判的態度，也改變了我們對犯罪責任乃至對違法制裁等一系列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