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路運輸作為我國最重要的交通運輸方式之一，具有人員流動性大，人員密度高以及跨行政區劃運行等特點。正是由于鐵路運輸的上述特點，使得發生在列車上的刑事案件的管轄問題比較復雜，案件管轄權難以確定的問題由來已久。早期對此類管轄權爭議案件的處理方式有以下兩種：一種是在前期偵查及相關偵查手續完備后，交由前方停車的大站鐵路公安部門，由對該站范圍內刑事案件有管轄權的鐵路運輸法院管轄;另一種是往返列車在列車運行前方大站不接受案件或偵查工作不能及時完成時，將犯罪嫌疑人帶回列車乘警所屬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并由與該公安機關相對應的鐵路運輸法院管轄。前述第二種處理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即當發生犯罪行為的列車為非往返運行列車時，如果列車前方停車站不愿意接收移交的案件，犯罪嫌疑人就很難得到及時和妥善的處理，只能在列車上隨車羈押，這一方面不利于案件偵破及訴訟程序的進行，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列車的安全行駛。

二、列車上發生的刑事案件管轄權確定的法律依據

為解決站車交接及案件管轄權的問題，公安部會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于2001年聯合發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旅客列車上發生的刑事案件管轄問題的通知》(公通字[2001]70號)文件(以下簡稱《通知》)根據《通知》規定，旅客列車上發生的刑事案件，由負責該車乘務的乘警隊所屬的鐵路公安機關立案，列車乘警應及時收集案件證據，填寫有關法律文書。取證結束后，列車乘警應當將犯罪嫌疑人及盤查筆錄、被害人、證人的證明材料以及其他與案件有關證據一并移交前方停車站鐵路公安機關。對于未查獲犯罪嫌疑人的案件，列車乘警應當及時收集案件線索及證據，并由負責該車乘務的乘警隊所屬的鐵路公安機關繼續偵查。鐵路運輸檢察院對同級公安機關提請批準逮捕或者移送審查起訴的交站處理案件應當受理。鐵路運輸法院對鐵路運輸檢察院提起公訴的交站處理案件，經審查認為符合受理條件的，應當受理并依法審判。也就是說，對于站車交接的案件，案件發生后的多個前方停車站的鐵路公安機關均有管轄權，列車乘警有相對充裕的時間開展偵查工作，完善相關手續，并在案件移交方面有較大的選擇權。

隨著全國鐵路法院轉制移交工作的不斷推進，最高法院為了規范各類案件的管轄范圍，理順鐵路法院專屬管轄與指定管轄的銜接機制，于2012年制定出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鐵路運輸法院案件管轄范圍的若干規定》(法釋〔2012〕10號)司法解釋(以下簡稱《解釋》)其中該司法解釋對列車上發生的刑事犯罪案件的管轄權僅作出了：“在列車上的犯罪，由犯罪發生后該列車最初停靠的車站所在地或者目的地的鐵路運輸法院管轄”的規定。一些鐵路法院根據司法解釋的規定，認為，刑事管轄權只能由犯罪行為被發現后的最初停靠站和列車的目的地站的鐵路運輸法院具有，而排除了沿線各站鐵路法院的管轄權。

三、導致列車上發生的刑事案件管轄權爭議的原因分析

近期，因刑事管轄權不明晰導致刑事案件不能順暢進入訴訟程序的問題，又開始頻繁出現。僅2014年在北京鐵路公安處值乘的列車范圍內，就出現了三起刑事管轄權爭議的案件。

經分析，我們發現導致近期管轄權爭議多發的主要因素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兩份規范性文件同時并存且內容不一致。

前述的兩高一部《通知》和最高法院《解釋》兩個規范性文件核心內容都是規定列車上發生的刑事案件的管轄問題，但具體內容不一致。在二者效力高低難以判斷且沒有廢止任何一個規范性文件的情況下，也就出現了適用上的混亂局面。全國兩級鐵路運輸法院在處理實際案件中出現了依據自身情況分別適用兩個規范性文件的混亂局面，導致部分司法機關對接受案件相互推諉，偵查和審判流程無法順暢銜接，十分不利于相關工作的開展及司法效率的提升。

如前所述，2001年《通知》中規定，站車移交的時間節點為取證結束后，可移交車站為前方停車站。而2012年《解釋》則將時間節點規定為犯罪發生后，可移交的車站為最初停靠站或目的地站。2001年《通知》可以理解為，發現犯罪行為后續的所有停靠車站都可以進行移交，移交的站點范圍比較寬松。而2012年《解釋》則被狹義的理解為，以犯罪行為為節點，只有最初的停靠車站和目的地停靠車站的鐵路法院具有管轄權。或者理解為，以發現犯罪行為為節點，只有最初停靠的車站和目的地車站的鐵路法院具有管轄權。這就導致，兩個文件中具有管轄權的法院范圍存在區別，一個管轄權范圍較為寬泛，在列車行進過程中有較大的選擇空間;另一個管轄權范圍較為狹小，僅有兩個車站可以進行選擇，而且根據理解的不同，可選擇的車站也不確定。列車在行駛過程中，于列車上發生犯罪行為是一種偶然的突發情況，再加上列車提速，高鐵運行速度快等因素，乘警很難在最初停靠站到達時完成初步偵查及相關手續的準備工作。致使所謂的兩個選擇站點變為了一個選擇站點，只有目的地站可以移交。這樣的結果對于車輛的行駛安全，訴訟的效率及當事人的權益保障等方面都有著不小的影響。

(二)千差萬別的實際案件情況引發適用爭議

列車上發生的刑事案件，有時并不能做到列車上當即發現或當即處理。北京鐵路局轄區近期出現的幾起管轄權爭議案件，就是因此而產生的。一起為張某某盜竊案。犯罪嫌疑人張某某于2014年8月26日在K101次列車(北京至溫州，由北京鐵路公安處乘警支隊值乘)上用刀片割破被害人陳某某的褲兜盜竊人民幣2750元后逃匿。當日8時許，杭州鐵路公安處麗水站派出所在麗水市一賓館內將張某某抓獲。該處認為案發地為北京鐵路局公安處乘警支隊值乘列車，遂將張某某交該處處理。后該處將此案移送北京鐵路運輸檢察院審查起訴，檢察院依據2012年《解釋》，以無案件管轄權為由將案件退回北京鐵路公安處。另一起為，張某傷害案。犯罪嫌疑人張某于2014年5月26日的T175次列車(北京西至西寧，由北京鐵路公安處乘警支隊值乘)上因瑣事將被害人張某某的左眼打傷，案發后雙方達成協議未報案。后被害人張某到北京鐵路公安處報案。經鑒定中心鑒定，張某某所受傷害程度屬重傷二級。后犯罪嫌疑人張某到北京乘警支隊投案，當日向北京鐵路運輸檢察院提請逮捕，檢察院依據2012年《解釋》以無案件管轄權為由不予接受此案，認為此案應由案發區間的銀川公安處或目的地西寧公安處管轄。北京鐵路公安處分別與兩公安處聯系移交，兩地均認為依據2001年《通知》的精神，不應由當地管轄，不同意接收。另有一案，2014年7月23日15時，犯罪嫌疑人邢某某在D41次列車(北京至大連，由北京鐵路公安處乘警支隊值乘)上盜竊被害人張某拉桿箱一個，價值人民幣2190元。同年12月4日北京警方在大連北站將邢某某抓獲。后依據2012年《解釋》規定，與大連鐵路公安聯系移交，對方答復不予受理。其后向北京鐵路運輸檢察院提請批準逮捕。該院依據2012年《解釋》，不予接收。

根據上述案例我們不難發現有以下共同特點，犯罪行為發生在運行的列車上，報案或投案時間卻發生在下車后，這時案件管轄權的確定成為了難點。一方面，根據2001年《通知》的意見，對于未查獲犯罪嫌疑人的案件，列車乘警應當及時收集案件線索及證據，并由負責該車乘務的乘警隊所屬的鐵路公安機關繼續偵查，也就是由列車所屬鐵路局的鐵路運輸法院管轄。另一方面，2012年《解釋》中，有管轄權的僅為最初停靠站及目的地站鐵路運輸法院。分別適用兩個規范性文件的結果往往就是涉及可能有管轄權的幾個鐵路運輸法院都不予受理，案件無法得到及時處理。

四、解決列車上發生的刑事案件管轄問題應遵守的幾個原則

(一)有利于偵查原則

偵查工作是發現案件線索，收集案件證據，查明案件事實的重要訴訟階段，是審查起訴及案件審判工作開展的基礎，對案件的效率和質量都具有著極其重要意義。案件管轄的確定要有利于案件偵查工作的開展，便于公安機關及時獲取案件事實的相關證據。

(二)便于訴訟原則

管轄的確定，應當便于公訴機關起訴，更應當便于當事人參訴。具有管轄權的法院，應當具備該類型案件的管轄條件。例如能夠盡快查明案件事實、完備的羈押監控設施、適合的合議庭配置等因素。力求適時、高效的為當事人帶來公平與正義。

(二)訴訟效率原則

遲來的正義為非正義，高質高效的完成案件審判，為當事人及時送去公平與正義也是全國兩級鐵路法院所追求的審判目標之一。站車的移交，需要考慮如何能夠更加高效的完成案件的偵查、起訴及審判工作。不應進行長時間的車上羈押，應當及時做好與車站移交的工作。應當考慮訴訟程序的順暢進行，應避免移交、異議等影響訴訟效率的程序性事項的出現。

(三)保障人權原則

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也是全國兩級鐵路法院積極推進的重要工作。列車上沒有專門的羈押場所，往往只能將犯罪嫌疑人羈押在一個狹小的空間內，極易出現長途銬、捆犯罪嫌疑人致死、致傷的不良后果。及時將犯罪嫌疑人移交車站公安機關，將犯罪嫌疑人羈押于正規羈押場所是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權益的重要體現。

(四)保證行車安全原則。

由于列車上不具備完善的羈押設施，如果出現犯罪嫌疑人脫逃等行為，將直接威脅列車旅客和列車運行的安全，確定列車上發生的刑事案件的管轄權，需要考慮這一重要因素。

五、列車上發生的刑事案件管轄問題的傾向性意見

(一)對現有規范性文件的理解和適用

現階段兩個規范性文件并存，存在個別案件分別適用不同規范性文件的混亂局面。將兩份文件進行比較，2012年《解釋》所規定管轄權范圍較窄，所規定的移交車站只有兩個，并且相關配套規定也沒有對所述的最初停靠站和目的地站進行合理解釋，不能夠滿足法規合理適用的要求。2001年《通知》所涉及方面更加全面，并且有鐵路公安局的配套適用文件，即《轉發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關于旅客列車上發生的刑事案件管轄問題的通知》公通[2001]76號。該文件對2001年公通字70號文件的具體實施方案進行了細化與深化。對何時移交、如何移交、移交內容及監督機制都進行了詳細的規定。在考慮初步偵查工作順利完成的前提下，嚴格控制移交的時間，及時對犯罪嫌疑人及所涉贓證物進行合理處理。基本達到適用過程各個環節都有法可依的基本要求。同時，2012年《解釋》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一方面，著重考慮了現階段民事案件的基本形勢。同時，及時將爭議移交法院管轄，使所涉爭議盡快得到恰當的處理，更加有利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從推動案件及時快速處理方面來講，該《解釋》具有著極大的積極意義。但另一方面，《解釋》存在著缺乏溝通公安、檢察兩機關的配套機制，不能適應當前犯罪形勢的客觀要求的問題。反觀2001年《通知》由三部委聯合下發，體現了公檢法三部門分工協作的辦案精神，更加符合刑事案件需要偵查、起訴等程序的特殊規律。所以我們認為兩者都有著各自存在的積極意義，結合兩者規定，對新的《解釋》作出合理的解讀，是較好的解決方式。

我們認為，在不改變原規范性文件表述的情況下，根據案件實際情況，將“最初停靠車站”理解為完成案件初步調查取證，相關移交手續完備后的最初停靠車站是合理的。既考慮案件偵查工作和案件移交工作的需要，又能夠盡快使案件進入下一訴訟程序。既有便于工作的開展，又恰當的保護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也有利于列車的安全平穩運行。同時，這樣解釋也與2001年《通知》的立法本意相一致。我們可以將2001年《通知》所述的“取證結束后，列車乘警應當將犯罪嫌疑人及盤查筆錄、被害人、證人的證明材料以及其他與案件有關證據一并移交前方停車站鐵路公安機關。”理解為及時移交前方最初停靠車站。這樣理解是符合案件偵破辦理實際情況的，也有利于犯罪嫌疑人合法權益的保障。

(二)對現行規范性文件未予明確的情形的處理

根據實際案件發生的情況，還有一類情況，兩份規范性文件均未予以明確的規定，這類問題也是導致近期爭議頻發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列車上發生犯罪行為，事后當事人報案的情況。因行為發生時當事人不了解刑事法律規定或案發當時未發現嚴重后果，未能及時報案，就可能發生事后當事人向公安機關報案的情況發生。而根據目前現有的法律法規及司法解釋不能妥善處理這一類案件的管轄權問題。這類案件我們認為，由列車乘警所屬公安機關啟動訴訟程序是較為合理的。首先，案件發生在列車上，跟車乘警對于案件的事實掌握比較清楚。其次，犯罪行為發生地為列車，跟車乘警調查取證更加便利，例如有常坐本次列車的旅客的證言，有列車乘務員的證言以及可能發現遺留在列車上的其他類型的證據。再有，也便于檢察機關和法院在審查起訴和審判過程中對案件事實情況的審查與了解。

綜上，相關司法解釋需要對事后有人報案或控告的刑事案件管轄權進行規定，建議規定為由列車值乘乘警所屬的公安機關啟動訴訟程序，該地檢察機關和法院完成審查起訴和審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