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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搶劫罪定性錯誤的辯護詞是什么

來源: 律霸小編整理 · 2025-05-07 · 868人看過

關于搶劫罪定性錯誤的辯護詞是什么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的相關規定,_______律師事務所依法接受本案被告人_______之親屬的委托,指派我擔任______的一審辯護人。接受委托后,我仔細查閱了全部案件材料并進行了嚴密分析,現根據本案的相關案件事實以及法律規定,本辯護人認為被告人_________不構成搶劫罪,其搶奪罪具備應當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的法定情節和其他酌定減輕處罰的情節,現依法提出辯護意見如下,謹供合議庭定罪量刑時予以參考。

一、搶劫罪,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對財物的所有人、保管人當場使用暴力、脅迫或其他方法,強行奪取公私財物的行為。被告人_____的搶奪行為沒有對受害人人身權利造成現實侵害,在人身權利領域不具有法益侵害性,不應以搶劫罪定罪處罰,本案中公訴機關起訴書中認定被告人的行為構成搶劫罪屬于定性錯誤。

1、被告人的行為不具備我國現行刑法規定的構成搶劫罪的構成要件符合性。

(1)被告人的行為不具備準搶劫罪的構成要件符合性。刑法分則中關于搶劫罪情形之一是準搶劫罪,具體是指行為人攜帶兇器實施搶奪的行為。其行為結構實際上是一個預備性質的違法行為和一個搶奪行為的結合。這種預備性質的行為,實質上只是一種違法行為,即違反有關刀具管制的治安管理法律的行為,由于這一行為的存在,搶奪行為就變成了搶劫罪。而在本案中,被告人所參與的幾起搶奪犯罪當中,沒有一起屬于攜帶兇器實施搶奪的情況。

(2)被告人的行為不具備轉化型搶劫罪的構成要件符合性。刑法分則中關于轉化型搶劫罪的規定,具體是指在盜竊、詐騙、搶奪過程中,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行為。其行為結構實際上是一個先行的搶奪行為和后續的暴力性行為的結合。其中的暴力行為,一般來說是搶劫的手段行為。而在本案中,被告人XX實施的行為不是刑法意義上的暴力行為,其行為雖然符合搶奪構成轉化型搶劫的必備情形之一,但由于沒有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也就失去了構成轉化搶劫罪必須同時具備的其它法定條件。

(3)被告人的行為也不是隨附暴力強度較大的搶奪行為。隨附暴力強度較大的搶奪行為是指搶奪女性耳環時撕裂被害人耳朵;飛車搶奪他人致被害人重傷或者死亡等等情況。也就是說,搶奪行為伴隨的暴力程度必須比較明顯,其行為性質才可能構成搶劫,而受害人僅僅構成輕微傷,因此達不到構成搶劫罪所要求的暴力明顯程度,行為人的行為也就不符合構成搶劫罪所要求的暴力行為。

2、被告人的行為不符合構成搶劫罪的客體要件。搶劫罪的犯罪客體是復雜客體,也就是說,搶劫罪所侵犯的為我國法律所保護的權益是雙重的,既侵犯公私財產權利,又侵犯公民人身權利,兩者缺一不可,而搶奪罪侵犯的是單一客體,即公私財產的所有權。搶劫罪的雙重客體中,主要客體是公私財產權利,但公民人身權利對搶劫罪的危害性質和危害程度具有重要的影響,搶劫罪不同于其他侵犯財產罪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它還侵犯人身權利,甚至嚴重侵犯公民的健康權和生命權等最基本的人身權利,正因如此,與其他侵犯財產罪相比,本罪具有更大的社會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由于搶劫罪犯罪客體的復雜性,決定了行為對象具有二元性,一類與主要客體(公私財產權利)相對應;另一類與非主要客體(公民人身權利)相對應。本案中,被告人的行為侵犯了主要客體公私財產權益沒有疑義,但沒有侵害受害人的人身權利,因為“飛車搶奪”行為的力所作用的行為對象是物而非作用于人,因此不存在侵犯人身權利一說。在本案中,根據湘潭市公安局刑事科學技術研究所(潭)公(刑)鑒(法)字[2009]1574號法《法醫學人體損傷程度鑒定書》的鑒定結論,被害人受損傷評定為較重程度的輕微損傷,在刑法的嚴格意義上而言,輕微損傷還不能構成搶劫罪客體中所指的侵害人身權利,理由在于搶劫罪是侵犯財產罪中危害最大、性質最嚴重的一種犯罪,當搶劫罪情節或者后果嚴重,對人身權利造成一定的傷害,即造成被害人輕傷、重傷或者死亡的后果時,它所侵犯的客體才能體現為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權利,其社會危害性才能表現在侵犯人身權利方面,因此,被告人的行為不符合構成搶劫罪所要求的客體要件,充其量只能構成搶奪罪,還達不到構成搶劫罪的嚴重程度。

3、被告人的行為不符合構成搶劫罪的客觀要件。所謂搶奪,是指乘人不備,不使用暴力、脅迫或者其他強制手段,當場公然非法占有他人財物。本案中,被告人客觀上實施了搶奪他人財產的行為,這是沒有疑義的,但在非法占有財物的當場并沒有實施暴力、脅迫或其他人身強制行為,這點可以從其他同案犯的口供中得到證實。辯護人認為,搶劫罪在客觀上表現為對財物的所有人、保管人或者其他在場人當場實施暴力,以當場實施暴力相脅迫或者采用其他當場侵犯人身的方法,迫使被害人當場交出財物或者當場奪走財物的行為。搶奪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公然奪取公私財物,并且法律要求數額較大時才構成犯罪。而搶劫罪中的暴力手段,通常是指具有公然性、攻擊性、強制性的行動,包括對人的暴力和對物的暴力,一般是指對被害人身體實施的強烈打擊或強制(如捆綁)。作為搶劫罪與搶奪罪相聯系、使搶奪罪轉化為搶劫罪的橋梁,“暴力”具有突出的作用。綜觀本案,本辯護人認為:

(1)刑法意義上暴力的行為對象是指對人身施加有形物理力,即不包括對物體實施的有形力;暴力的程度,雖不要求對人身造成一定的危害結果,但應具有比較強的對人身的強制性,且不排除造成重傷、死亡的危害結果。在本案中,被告人是否構成搶劫罪,應以其非法占有財物的當場是否實際采取了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為標準。搶劫行為實質上是一種雙重行為,由方法行為和目的行為構成。方法行為是指為了能劫取到財物,而實施的暴力、脅迫或其他人身強制行為。目的行為是指為了能劫取公私財物的行為,二者緊密結合,不可或缺,方能構成完整的搶劫行為。辯護人認為,正確理解搶劫行為,關鍵在于理解其方法行為,這種方法行為是犯罪分子為了排除被害人的抵抗,從而得以搶掠財物而故意實施的,主要是指對行為對象即人身實施強烈的打擊或強制,包括毆打、捆綁、傷害、禁閉等等,足以危及其身體健康或者生命安全,致使被害人不能抗拒,任其搶走財物,或者被迫立即交出財物。綜觀本案,根據公安機關刑事科學技術研究所出具的《法醫學人體損傷程度鑒定書》的結論受害人是輕微傷,而且根據《鑒定書》中案情摘要:“受害人自訴于在盤山山莊渣土場被他人搶劫并被他人用拳頭打傷頭部、肩部、四肢等處。”這里受害人提到的是被人“打傷”,但根據湘潭市岳塘區人民檢察院起訴書中所指出的:“被告人伙同他人騎摩托車竄至湘潭市河東大道汽車城,見被害人騎電動車行駛在汽車城對面非機動車道上,遂飛車搶奪放置在電動車踏板上的黑色挎包,因被害人抓住包不放手,三人騎摩托車將其拖行約10米。在此過程中,被告人未對被害人的人身使用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即犯罪手段侵犯的行為對象是財物而非人身,完全符合搶奪罪的特點,而且關于暴力情節,只有被害人陳述屬于孤證,孤證不能作為定罪依據。

(2)被告人未實施暴力,不具備搶劫罪構成要件符合性所必須的行為要素,同案犯所實施的“壓手”行為因其不存在主觀與客觀的聯系性,因而也算不上是搶劫罪立法意義上的“使用暴力”。作為定罪原則的主客觀相統一,是指司法人員在認定某一行為事實是否構成何種犯罪時,必須既考慮行為的客觀事實,又要考慮行為的主觀認識活動,并且司法人員只有在行為人的主觀認識活動與行為的客觀事實相符時,才能據此定罪。對一個人定罪和追究刑事責任,不但要求犯罪客觀要件和主觀要件必須同時具備,而且還要求它們之間存在著有機聯系。這種有機聯系表現在:一方面,行為人的客觀上危害社會的活動,只有受到主觀故意或者過失的犯罪心理態度支配和決定時,才是刑法中的犯罪行為;另一方面,行為人危害社會的故意或者過失的犯罪心理態度,永遠表現在刑法所規定所禁止的危害社會的行為當中。在犯罪構成中,犯罪的客觀要件與主觀要件是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離開任何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也就不復存在,這樣,整個犯罪構成亦不復存在,對該行為人就不能定罪并追究其刑事責任。辯護人認為,馬克思主義要求我們,要善于從本質上而非從形式上看問題,犯罪的本質特征是社會危害性,而社會危害性程度是決定刑罰程度的主要因素。我們應當注意到,搶劫罪與搶奪罪具有目的和方法的共同性,但是,前者最低刑是3年有期徒刑,最高刑是死刑,而后者最低刑是管制,最高刑是無期徒刑。二者處罰差別如此之大,主要在于由前者犯罪方法的特殊性決定了其不僅侵犯財產權利,而且侵犯他人的人身權利,而后者只侵犯財產權利,同案犯XX實施的“壓手”行為即使可以算作暴力,顯然也是極其輕微的,并且既未形成對他人身體的強制,亦非構成對他人的脅迫,與趁人不備從他人手中奪走手包沒有多大區別,也就是說僅此一動作不足以使行為的危害性質發生質的變化,達到必須判處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程度。因此,雖然刑法沒有規定暴力的下限,但是,對暴力只作形式的理解,根本不考慮其對人身權利侵犯的程度和其他情節是不正確的。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搶劫、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十一條:對于駕駛機動車、非機動車(以下簡稱“駕駛車輛”)奪取他人財物的,一般以搶奪罪從重處罰。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應當以搶劫罪定罪處罰:(1)駕駛車輛,逼擠、撞擊或強行逼倒他人以排除他人反抗,乘機奪取財物的;(2)駕駛車輛強搶財物時,因被害人不放手而采取強拉硬拽方法劫取財物的;(3)行為人明知其駕駛車輛強行奪取他人財物的手段會造成他人傷亡的后果,仍然強行奪取并放任造成財物持有人輕傷以上后果的。被告人沒有實施暴力行為,同案犯的行為也不符合其中三項之一,因此,辯護人認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意見的原理和精神,對于“飛車搶奪”行為在一般情況下以搶奪罪從重處罰,如果搶奪致人重傷、死亡構成其他犯罪的,則擇一重處或與搶奪罪實行并罰是正確的。二、被告人在幾起搶奪犯罪中均處于從犯地位,具有法定以及其它酌定從輕減輕處罰情節。

綜上所述,根據刑法的謙抑性與存疑時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本案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的行為構成搶劫罪屬定性錯誤,被告人的行為不具備搶劫罪的構成要件符合性,其在共同搶奪犯罪中處于從犯的地位,客觀違法性弱,主觀有責性小,應當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希望法院從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原則出發,給被告人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建議從輕、減輕處罰。

以上辯護意見,請法庭在合議時予以充分考慮。

此致

_____法院

辯護人: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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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大學本科學歷,學士學位,副教授,擅長刑事案件辯護,公司、合同等民商事案件的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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