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獲悉，這是江蘇首例網約車交通事故賠償案件，具有一定典型意義。

網約車撞人后，保險公司拒賠——

你用私家車投保，卻私自從事營運

31歲的張某是南京市江寧區某汽車公司的員工，平時利用業余時間在“滴滴打車”平臺上攬活。去年7月28日下午，張某從**集團門口帶了一位乘客去恒大綠洲小區。17：05左右，張某拉著乘客沿前莊路由西向東行駛至清水亭東路丁字路口拐彎時，和騎電動車直行的程女士發生碰擦，導致程女士倒地后顱腦受到重創，張某自己的車也被撞壞。送醫院后，昏迷不醒的張女士被診斷為急性閉合性重型顱腦損傷。

住院期間，程女士花去了醫療費9.9萬余元。今年3月出院后，經司法鑒定，程女士因顱腦損傷導致輕度精神障礙，日常活動能力受限，構成九級傷殘;顱骨缺損6平方厘米以上，構成十級傷殘。

因相關路段無監控，警方無法查清事故雙方遵守交通規則的情況，所以未對雙方責任進行劃分。車禍發生時，張某的私家車在某保險公司投保了交強險及100萬元商業險。事故發生后，張某及時與保險公司取得聯系，要求保險公司出險并理賠。

但保險公司得知張某當時正在從事網約車營運時，立馬拒絕了張某的理賠要求。保險公司認為，根據《保險法》第52條的規定，如果保險標的危險程度顯著增加，車主應及時通知保險公司，重新約定保費或者解除合同。張某在投保時是按照自用私家車的性質交的保費，比營運車輛要低不少。現在，張某從事網約車服務，屬于改變了車輛的使用性質，但張某并沒有按法律規定盡到告知義務，保險公司有權拒絕賠償商業險的部分。

法院一審作出判決——

私家車從事營運，保險公司不賠商業險

張某認為，跑網約車不屬于營運。此外，擅自把家用車輛用作營運、出了事故保險公司不賠，屬于免責條款，保險公司應盡到提示說明義務，但對方并未告知。

今年5月，程女士將張某及保險公司作為被告，一起告到江寧法院，索賠25.5萬余元。法庭上，張某認為，程女士騎電動車沒有戴頭盔，自身有過錯，應承擔一定責任。但法院認為，雖然交警無法區分雙方責任，但事發時張某駕車右轉，程女士駕非機動車直行，轉彎應當避讓直行，張某未能避讓，存在過錯。而駕駛電動車佩戴頭盔非法定義務，故認定張某負事故全部責任。程女士因該次事故產生的損失，首先由張某車輛的保險公司在交強險限額內賠償。

對于保險公司是否應當在商業三責險內賠償的問題，法院認為，保險合同是雙務合同，保險費與保險賠償金為對價關系，保費是根據危險程度評估決定的。當前，營運車輛的保費接近家庭自用的兩倍，其原因也在于此，這是社會常識，也是保險公司的預估。以家庭自用名義投保的車輛從事營運活動，保險人應當及時通知保險公司，雙方協商增加保費或解除合同返還剩余保費，否則對于保險公司顯失公平，這是《保險法》第五十二條的內在邏輯。

就該案而言，張某通過打車軟件接下不特定人的網約車訂單，并收取費用，符合營運的特征，但張某并沒有履行告知義務，且其營運行為導致事故發生，保險公司在商業三責險范圍內不負賠償責任。

經計算，法院確定程女士的損失合計為27.9萬余元，由保險公司在交強險限額內賠償12萬元，扣除此前墊付的1萬元，尚需賠償11萬元。張某賠償剩余的15.9萬余元，扣除墊付的5.9萬余元，還需賠償9.9萬余元。

律師向網約車平臺提出交涉——

**公司參與分成，理應承擔部分責任

一審判決后，記者采訪了張某的代理人、**朗律霸師事務所王*雪律師。

王律師表示，今年9月，省政府辦公廳出臺了《關于積極穩妥推進我省出租汽車行業改革的通知》，通知要求，網約車平臺經營者承擔承運人責任，對于服務過程中發生的安全責任事故等，應承擔先行賠付，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乘客及駕駛員轉移運輸服務風險。但這一點中所稱的承運人責任，是針對車內乘客發生的意外傷害等情況，并不針對程女士這樣的車外人員。

而今年11月起施行的《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第十二條，對于網約車的準入也只設定了一般性的要求，沒有針對其應投保的險種作出具體規定。

王律師認為，在張某注冊“滴滴打車”時，我國尚無任何針對網約車的規范，**公司并沒有將只投保了普通保險的家用車排除在預約平臺之外，而對家用車輛從事營運服務可能出現的理賠風險，**公司從未進行過任何提示，卻收取了平臺費，參與了對從業者收入的分成。根據權利義務的對等原則，在事故發生后，**公司理應承擔一部分賠償責任。

王律師稱，她已經通過**公司的客服平臺進行了正式的交涉，**公司的平臺承諾下午三四點左右給出正式答復，一旦有正式答復，將第一時間通知記者。昨天下午發稿前，記者聯系了王律師，但王律師告訴記者，**公司仍然沒有回復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