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于人民法院報，2006年5月8日，法治時代（周刊）。概述商業賄賂是極其不公正的商務潛規則，嚴重破壞了市場競爭秩序。行賄人為了取得非法優勢，付出高額賄賂，隨即將“扭曲成本”轉嫁至整個社會。受賄人為了取得非法利益，罔顧作為受信人對信托人所承擔的信義義務，接受賄賂，必然在信托行為過程中受到不正當的影響，最終侵犯受益人的權利。我國現行商業賄賂犯罪的刑事立法體系粗具規模，但在猖獗的商業賄賂犯罪面前仍然顯得捉襟見肘、力不從心。《反不正當競爭法》刑事罰則語焉不詳，[1]刑法典亟待修改，[2]系統化的《反商業賄賂法》呼之欲出。國內研究商業賄賂犯罪的論文汗牛充棟，基本上沿著傳統刑法理論的路線,主要的關注點在于犯罪構成要件要素的理解、司法認定疑難問題探悉等。本文則以美國刑法為依托，著重分析美國各州商業賄賂犯罪的立法基礎：（1）受信人接受他人賄賂而承擔刑事責任的原因在于嚴重違反了其對于受益人所應承擔的信義義務；（２）行賄人應受刑法責難的原因在于其采取不正當手段競爭，擾亂商業秩序，極度偏離市場規律，惡意影響信義義務人的信托行為，侵害受益人合法權利，給社會發展制造了嚴重混亂。信義義務（fiduciaryduty）理論信義義務，又稱信托義務，源于信托法，指受托人對受益人應當承擔的誠信義務。因為受托人經營受益人的財產，故掌握了廣泛的權力，因而其行為對受益人具有較強的影響。信義義務包括忠誠、謹慎、服從，強調受托人必須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服務，且不得在執行業務過程中為自己謀取任何私利。作為此種法律關系基礎的事實關系是：受托人具有專業知識，受益人需要他的忠誠、不偏私，并且充分信任受托人；受托人受到職業準則的約束，不能濫用此種信任。毫無疑問，這一義務帶有明顯的道德色彩，其適用范圍極廣，在公司法、財產法、代理法、保管法以及合同法中均占有重要地位。有關信義義務的法律規則極富英美衡平法特色，先由美國民事判例集中設定，隨后，各州在法典化的過程中將之應用于刑法典。因為，商業賄賂行為即可能承擔民事責任，又可能承擔刑事責任，主要視其嚴重性而定。義務是責任的基礎，責任是第二性的義務。所以，對于刑事責任而言，只有違反了法定義務的行為才具有可歸責性。商業賄賂犯罪語境中的信義義務在美國，沒有任何統一的聯邦法律規定商業賄賂犯罪，而是直接通過大多數州的刑法典規制商業賄賂犯罪；少部分州還有制定了獨立的刑事欺詐法，加強對商業賄賂犯罪的打擊。美國刑法的特點之一是廣撒刑事法網，拓寬打擊面。與此相得益彰的便是很多罪名的法定刑較為輕緩。商業賄賂犯罪在大多數州屬于輕罪，監禁不超過一年。[3]其優點在于能夠在刑法與民法之間形成“制度接口”。在商業賄賂這一問題上，信義義務有效地連接了民法與刑法。典型的刑事立法例，如得克薩斯州[4]：首先詳細地規定了商業受賄的行為主體“受托人”包括代理商、雇員、托管人、監護人、管理人、執行人、律師、外科醫生、會計師、鑒定者等有權為受益人做出決定的主體。其次在犯罪行為與犯罪意圖要素中規定，受托人蓄意或明知地要求、接受、同意接受他人給予的將會影響其信托行為的好處（bennifit），是商業受賄罪。密西西比州的刑法典將商業行賄規定為，未經受益人同意，行為人直接或者間接地給予或者要求給予受托人好處，以此對信托行為產生影響。[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