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對于行政征收補償程序有相關法律規定，而且隨著實踐的不斷發展，立法機關也通過不斷立法對這些程序進行進一步的完善。但是，我們目前確實面對著這樣的社會現實：在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今天，農村、城市里失地、失房的農民和市民因生活保障問題無法解決而頻頻上訪，暴力拆遷、強制拆遷現象屢屢出現，被拆遷人自焚現象也偶有發生，這些已經嚴重影響到和諧社會的建設。所以，我們有必要以域外征收程序的設置為參照，反思我國現階段在行政征收補償過程中從立法到實踐存在的種種問題，并進一步提出一些切實可行的完善意見。

首先，對公共利益界定不清，公益審查程序不完善。

在社會經濟和法律高度發達的西方社會，大多數征收中的爭議為財產私有者挑戰政府的征收行為以及補償金的問題。在西方，大多數情況下土地是公民的私有財產，它同公民的生命、自由一樣，受到憲法和法律的保護。作為土地上的附著物——房屋自然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正如一句西方憲政寓言：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因此，公權力行為侵害私人財產權要受到嚴格的“公益”限制，關于“公共利益”的界定，西方國家有的采取列舉式，如日本的《土地征用法》第 3 條將公共利益列舉為 51 項條款，逐一加以規定;有的采取概括式，如法國和德國的《民法典》則對“公共利益”作了概括性規定。在中國現階段，普通公民尚無法對政府的征用目的提出質疑，只能在合理補償的數額問題方面提出自己的請求。征收以滿足公共利益需要為前提。雖然對公共利益的含義作出明確界定尚存在困難，在任何情況下，絕不能將商業利益的需要等同于公共利益。在我國，由于立法上并未對公共利益的內涵作出明確界定，在實踐中有被不斷擴大的趨勢。大量的商業用地也借機披上了公共利益的外衣。這顯然是違背市場經濟規律的，侵犯了被征收人的權益。而且有的地方脫離實際，大量征地，卻“征而不用”，導致大量土地閑置、荒廢，加劇了人地矛盾，立法的缺失是導致實踐中矛盾層出的關鍵因素之一。

其次，征收補償過程中強制性過濃。

我國采用土地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的二元制結構，將土地資源放入市場任意買賣也是不現實的。但對比而言，我國的征收補償程序始終以行政機關單方為主導，強制性過濃，顯然缺乏正當性。這一政府主導型的征收補償制度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在擬定征地方案之前缺乏告知程序。《土地管理法》僅僅規定在被征收的土地獲得批準以后，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組織實施。在擬定征收方案之前卻沒有告知程序，被征收人很難及時獲知自己的土地或房屋被征收。

再次，救濟程序缺乏。

對于國有土地上房屋的拆遷補償的救濟，《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規定，被征收人可以依法進行行政復議或提起行政訴訟。但是對于農村集體土地的征收補償而言，如果被征收人對補償金額有異議，法律并沒有明確規定其可以尋求的救濟途徑。因此，這無形之中剝奪了被征收人的救濟權。

最后，缺乏有效的司法救濟程序。

程序是法律的中心，法律程序的重要性并不亞于實體規則，程序正義是實現實體正義的前提和基礎。正當的征收補償程序具有重要的法律意義。一方面，為被征收者合法權利的實現提供了程序保障。另一方面，使征收者嚴格按照既定的規則與程序行為，有效地限制了其權力，從而緩解了雙方當事人之間的矛盾，強化了被征收者對征收行為的認同感，使征收行為具有合法性。但遺憾的是，實踐中法院對土地征收訴訟遲疑不決，法律亦沒有明確規定在征用土地問題上的訴訟范圍，因此，司法救濟的薄弱是當今在土地征收所面臨的一大問題。

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土地征收補償的失序狀態，更好地保護被征收人的合法權益，僅靠行政命令顯然是不夠的。根據法治理念，公開的行政程序需要有效的司法監督和社會監督。因此，除了應對現行的法律法規進行修改與完善之外，對某些與國家法律嚴重不符，嚴重損害被征收人利益的法規和規則進行及時的清理和廢止外，應當讓司法程序及時介入這個社會矛盾空前集聚的領域。在行政與司法兩個階段充分發揮司法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作用，以化解在實踐中出現的各種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