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qū)矯正期間再犯罪怎么處罰,司法所所長是否構成玩忽職守罪

一、社區(qū)矯正人員再次犯罪

李某、楊某(以下簡稱二人)因犯詐騙罪被某縣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實行社區(qū)矯正。12月11日，二人到某鎮(zhèn)司法所報到。司法所分別對二人建立了社區(qū)服刑人員檔案，簽訂了社區(qū)矯正監(jiān)護幫教協議，制定了社區(qū)服刑人員個案矯正計劃書，配備了一名由縣司法局統一招聘的社會工作者負責二人的檔案管理、通知二人按時報到、參加勞動及平時與二人的通訊聯絡等工作。同時，司法所按規(guī)定將E通定位手機發(fā)放給二人。12月15日，二人向司法所遞交各自的思想匯報材料。12月30日，司法所所長高某對二人進行談話幫教。2014年1月、2月，二人按要求到司法所報到。3月，司法所通知二人參加學習，但二人均因事沒到。6月3日，高某在接到二人所在村治保主任有關好幾天沒見到二人的報告后，讓其核實情況并以村委會名義提交了一份《關于給予李某、楊某警告處分的建議》。在社區(qū)矯正期間，二人先后于2013年12月、2014年3月、4月、6月竄至鄰縣實施詐騙，詐騙金額66364元。6月22日，二人被抓獲。此時，高某讓負責二人矯正工作的社會工作者偽造了二人2014年2至4月的勞動證明、1至4月的思想匯報、日常記錄及考察鑒定表等材料。12月23日，檢察機關以涉嫌玩忽職守罪對高某立案偵查，之后，向法院提起公訴。

二、司法所所長是否構成玩忽職守罪

本文認為高某不構成玩忽職守罪。理由為：玩忽職守罪是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嚴重不負責任，不履行或不認真履行工作職責，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結合本案實際，高某的行為不符合玩忽職守罪的構成要件。

(一)從玩忽職守罪的客觀方面看。玩忽職守罪在客觀方面應當具備三要素。

首先，必須有違反工作紀律和規(guī)章制度、玩忽職守的行為。本案中，二人于2013年12月11日到司法所報到。司法所分別對二人建立了社區(qū)服刑人員檔案，簽訂了社區(qū)矯正監(jiān)護幫教協議，制定了社區(qū)服刑人員個案矯正計劃書，配備了一名由縣司法局統一招聘的社會工作者具體負責二人的檔案管理、通知二人按時報到、參加勞動及平時與二人的通訊聯絡等工作。同時，司法所按規(guī)定將E通定位手機發(fā)放給二人。(E通定位手機是否與本人分離只能通過E通平臺系統顯示分析)。12月15日，二人向司法所遞交各自的思想匯報材料。12月30日，司法所所長高某對二人進行談話教育。2014年1月、2月，二人按要求到司法所報到。3月，司法所通知二人參加學習，但二人均因事沒到。6月3日，高某在接到二人所在村治保主任有關好幾天沒見到二人的報告后，讓其核實情況并以村委會名義提交了一份《關于給予李某、楊某警告處分的建議》。可見，司法所已經按照工作紀律和規(guī)章制度做了一系列工作，雖然存在未完全按規(guī)定組織二人參加每月至少8小時的集中教育和義務勞動、二人的思想匯報也沒有達到規(guī)定次數的情況，但司法所基本盡到了社區(qū)矯正責任。同時，雖然高某在二人被公安機關抓獲后，讓負責二人矯正工作的社會工作者偽造了二人2014年2至4月的勞動證明、1至4月的思想匯報、日常記錄及考察鑒定表等材料，但這些事后行為都不能納入對高某事前行為的刑法評價范疇。高某作為司法所所長的行為，尚不屬于玩忽職守罪構成要件所要求的履行職責嚴重不負責任、不履行職責或不正確履行職責的情形。

(二)玩忽職守行為與造成的重大損失結果之間，必須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這是確定刑事責任的客觀基礎。玩忽職守行為與造成的嚴重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錯綜復雜，構成本罪，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是指玩忽職守行為與造成的嚴重危害結果之間具有必然因果聯系的行為。否則不構成玩忽職守罪，而是屬于工作錯誤，應由行政主管部門處理。本案中，高某所在的司法所對二人的社區(qū)矯正措施未完全到位與二人再次犯罪、詐騙66364元之間沒有必然因果聯系。社區(qū)矯正不是萬能的，即使完成所有規(guī)定動作，也無法確保社區(qū)矯正人員不再次犯罪。如果因為社區(qū)矯正人員再次犯罪就追究司法所所長的刑事責任，則違背了“法律不強人所難”的精神，有客觀歸罪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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