瀆職犯罪的司法認定，遇到諸多實際操作難題。其中，既有立法些許疏漏形成的司法介入缺位，也有規范解釋論上存在的意見分歧，從而導致刑事能否進行調整和如何調整的種種紛爭和困境。瀆職犯罪中“重大損失”的認定，就是在理論和實踐中經常出現認識分歧并亟待統一認識的問題。

一、“重大損失”的立法表述及其司法分歧

司法實踐對瀆職犯罪“重大損失”的認識紛爭，首先源之于刑法的罪狀表達。我國現行刑法第397條第一款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立法規定表明，就瀆職犯罪的基本狀態而言，“重大損失”是其犯罪成立的必備要件。而以一般的刑法理論通說而論，只有在過失犯罪和間接故意犯罪的場合，刑法才以危害結果的實際產生作為犯罪成立的基本條件。于是，關于瀆職犯罪是否存在犯罪的未完成形態和是否有必要加以處罰的問題，便成為司法的爭點之一。

由于刑法在瀆職犯罪的基本構成條件中采取了“重大損失”這樣的典型結果犯式的表述，因而使“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表達，呈現出“情節加重”的樣態，從而又形成了尚未造成“重大損失”但“情節特別嚴重”的瀆職行為如何成立犯罪的問題。[1]

同時，“重大損失”是否包含非物質性損害，“重大損失”的具體判定，以及瀆職行為和它所造成的“重大損失”之間的時間差與犯罪追訴時效的關系等，無一不在瀆職犯罪的刑事司法實踐中產生意見分歧。

二、作為瀆職犯罪必備條件的“重大損失”及其界定

重大損失在通說上一般都與一定的財產滅失和財物損毀相關聯。由此，不少學者主張，作為構成要件的危害結果，是物質性的、可以具體測量的有形的損害結果。[2]一些學者甚至從規范學、解釋學和權益保護的角度，論證將瀆職罪構成要件中的“重大損失”作更寬泛解釋的不科學性。[3]很顯然，這是采用“一元標準說”，即以量的標準衡量瀆職罪造成的損失從而得出的結論。事實上，對法律用語的解釋，最重要的就是在堅守法條詞語邏輯含義基礎上對立法意圖和公眾認同的一種兼顧。諸如涉及瀆職罪一般形態的刑法第397條第一款中出現的“重大損失”一語，無論從語義還是立法懲治這類犯罪的目的上分析，似乎都難以得出上述“一元標準說”的結論。相反，瀆職行為造成的實際利益損失，除了表現為有形的財物損害外，自然還應當體現于嚴重的人身傷亡，以及那些與瀆職行為的危害本質相聯系的重大的非物質性利益損害。這就是有些學者所概括的所謂“三元標準說”。[4]

在這里，涉及到司法實踐中尚存爭議的對2003年1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印發的《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最高法院《紀要》”）有關內容的理解問題。最高法院《紀要》規定：“根據刑法規定，玩忽職守、濫用職權等瀆職犯罪是以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為構成要件的。其中，公共財產的重大損失，通常是指瀆職行為已造成的重大經濟損失。”很顯然，上述規定雖然只涉及“經濟損失”，但它是在解釋法條有關“公共財產”損失內容時所做的一項特別規定。結合該《紀要》緊接其后的有關“公共財物作為債權存在，但已無法實現債權的，可以認定為行為人已造成的重大經濟損失”的規定，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是意圖將此類情況歸入公共財產重大損失的范圍，以統一全國瀆職犯罪定罪的具體標準。所以，我們顯然不能得出《紀要》是對瀆職行為造成非財產型危害結果的犯罪予以排除的結論。[5]事實上，從瀆職行為造成的實際損害結果來看，人身傷亡情況并不少見，同樣存在著對國家聲譽等形成重大影響的惡性瀆職事件，需要運用刑法手段予以介入和告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