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為人在過失犯罪中雖不是故意地要侵犯法律所保護的社會關系，仍要對這種行為配置法定刑;有的過失犯罪所造成的直接損害后果遠遠大于故意犯罪，其法定刑反而輕，其理由何在?這涉及過失犯罪法定刑配置的根據問題。我們認為，過失犯罪法定刑配置的根據總體上只能是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而行為的危害性是由主客觀兩方面的因素所決定的。

行為人在過失犯罪中主觀上是有罪過的，所以其行為應當界定為犯罪并應配置相應的法定刑。這主要是因為其違反注意義務的行為是在自由意志的支配下實施的。意志自由是對過失犯罪可以配置法定刑的先決條件，沒有意志自由就沒有行為責任。犯罪過失不同于犯罪故意，行為人既不希望也不放任危害結果的發生。在這種情況下，行為人選擇了導致危害結果的行為似乎是不自由的、甚至是不情愿的。但是，這種不自由是由于行為人自身的過錯造成的，是以行為人能夠正確認識自己行為的性質為前提的。“過失并不是無因而致的事件，乃是重要的心理活動。”(注：〔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第50頁，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在客觀現實為行為人提供了預見并避免危害結果的充分條件的情況下，行為人是否能夠預見并避免危害結果，完全取決于他是否愿意發揮自己實際具有的主觀能動性。只要行為人履行了注意義務就完全可以認識行為的危害結果，避免實施這種行為。顯然，正是在意志相對自由的基礎上，法律才可能而且必須要求公民認真履行注意義務，避免危害結果的發生。在疏忽大意過失中，行為人依其自身條件如不懈怠肯定會對結果有所認識;在過于自信過失中，行為人在已有認識的前提下如謹慎行事，危害結果肯定不會發生。在這兩種過失犯罪中，行為人對結果都持不注意或不充分注意的心態，這種心態實際上是潛意識的東西(注：參見陳興良：《刑法哲學》第41頁，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表現為行為人對法律或道德、常識所要求的注意義務的忽視或違反(即疏忽或輕信)，這就是過失犯罪主觀方面的意識因素。從意志因素上講，在過失犯罪中，行為人有認識上和選擇上的自由，其完全可以選擇適當的行為來排除結果的發生。然而，由于違反注意義務的心理事實的存在，行為人最后選擇了導致危害結果發生的行為，所以，對過失犯罪配置法定刑就有了主觀上的依據。

過失行為在客觀上違反了注意義務并因此造成了嚴重的危害結果，這是對過失犯罪配置法定刑的客觀根據。過失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在客觀上最終要通過危害行為和危害結果表現出來：一方面，行為人在客觀上所實施的過失危害行為具有違反注意義務的屬性。維護社會生產生活正常秩序所必須的規章制度、準則常規等都是參與社會共同生活者必須遵守的，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對他人的生命、健康及公私財產造成重大損失。(注：參見周光權：《注意義務研究》第48頁，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另一方面，過失犯罪在客觀上所造成的危害結果必須達到法定的嚴重程度。過失犯罪與故意犯罪相比較，它是以其危害結果而引起立法者重視的。所以，對過失行為論罪科刑，危害結果始終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只有當危害結果達到相當的嚴重程度時，才能追究刑事責任。基于“過失犯罪法律有規定的才處罰”的原則，法律往往對過失犯罪的危害結果明確規定。當然，過失犯罪在客觀上所造成的危害結果以達到法定的嚴重程度為追究刑事責任的起點，但是，在起點標準以上，危害結果仍然是有大小之分、嚴重之別的。這種程度輕重大小的區別，是過失犯罪刑事責任客觀根據量的規定性的反映，影響著過失犯罪法定刑的輕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