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受賄罪紀委移送辯護意見范文是怎么樣的？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人民陪審員：

受本案被告人xx親屬的委托，并征得其本人的同意，xx律師事務所指派 律師作為xx的辯護人。經會見被告人，反復聽取其意見，仔細查閱本案全部案卷材料，認真研習有關法律文件，我們對公訴機關就本案定性沒有異議，只對其指控的受賄數額以及被告人的量刑情節提出以下辯護意見：

一、從定罪方面，辯護人對公訴機關的定性沒有異議，但是對起訴書所指控受賄罪的數額存在異議。起訴書指控被告人xx非法收受人民幣164.2萬余元、購物卡價值12.1萬元、歐元3000元、金條一根，辯護人認為以下幾個方面錢款不應計入受賄數額中：

(一)收受部分錢款與職務沒有關聯性，不應當以犯罪論處

根據我國刑法第385條第一款和《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對“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規定包括以下幾種情形：(1)利用本人職務上主管、負責、承辦某些公共事務的職權;(2)利用職務上有隸屬、制約關系的其他工作人員的職權;(3)擔任單位領導職務的國家工作人員通過不屬自己主管的下級部門的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因此，賄賂的本質在于，它與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具有關聯性，就主觀故意而言，行為人必須明知他人提供的財物是對自己職務行為的不正當報酬。所以，認定受賄罪，關鍵是判斷“事”(請托事項)與“財”(收受的財物)之間客觀上和主觀上是否具有關聯性。如果“事”與“財”沒有客觀上和主觀上的關聯性，受賄罪就不能成立。

本案中，1、于2010年下半年收受xxxx支隊工作人員許勇10000元(起訴書指控第二項第4筆)。xx給被告人xx錢款是希望他能在干部提拔事項上給予幫助(見2015年9月16日許勇的詢問筆錄)，然而被告人xx并沒有干部提拔的職權，兩者之間并沒有客觀上和主觀上的關聯性，所以不能認定為受賄。

2、于2013年春節前一天收受xx公司法人代表xx30000元(起訴書指控第二項第7筆)。根據xx的證言講“我送給他30000元現金，并說這30000元是對xx幫忙我公司討要工程款的感謝”(見2015年9月15日xx調查筆錄)。協調討要工程款不是xx的職權和職務行為，二者無實質關聯性，不能認定為受賄數額。

3、于2012年上半年收受xx公司技術人員xx5000元(起訴書指控第二項第14筆)。按照xx的證言“我們公司與xx公司因為環評費用的事發生了糾紛，xx拖欠我們一部分環評費沒有支付，我請xx幫忙協調讓xx公司盡快支付我們的環評費，并塞給他一個裝有5000元現金的信封”(見2015年9月1日xx的調查筆錄)。協調支付工程款顯然不屬于被告人xx的職權，也不是他的職務行為，所以不能認定為受賄。

(二)收受的部分錢款請托事項不明，含有人情成分，情節輕微，危害不大，可不作為犯罪處理。

根據刑法第385條第一款之規定，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后，只有“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才構成受賄罪;《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中規定，“為他人謀取利益包括承諾、實施和實現三個階段的行為。只要具有其中一個階段的行為，如國家工作人員收受他人財物時，根據他人提出的具體請托事項，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就具備了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要件。明知他人有具體請托事項而收受其財物的，視為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原最高人民法院分管刑事審判的張軍副院長認為：沒有明確的請求事項，逢年過節、紅白喜事收取的禮金是一種灰色收入，違紀違法，不能按照犯罪來處理。但應個限度，就是以當地的經濟水平、文化風俗相適應，相差的數額不是很大，比方說一兩萬，如果太大，比方說一次給你30萬，那么就明顯超出了限度就是受賄。(刑法縱橫談(分則部分)第397至398頁)。因此，“為他人謀取利益”必須是明確具體的利益而不是可有可無的利益，更與中國傳統的習俗相符合，不應當作為犯罪金額計算，建議不作犯罪處理。

本案中，1、被告人xx于2006年至2015年收受xx公司法人代表xx人民幣140000元(起訴書指控第二項第1筆)不應認定為受賄罪數額。按照xx的證言講“從2005年至2014年，每年春節前我都給xx送10000元現金，2015年送20000元，2012年xx父親去世的時候我給xx送了20000元現金……每次給xx送錢的時候都請他對我們公司關照，xx每次都答應給予關照”(見2015年10月8日xx的詢問筆錄);

2、于2012年至2014年，每年春節前收受xx工作人員xx人民幣5000元，合計人民幣15000元(起訴書指控第二項第4筆)。按照xx的詢問筆錄講“為了感謝xx推薦提拔我擔任監察四室主任，以及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對我的多多關照”(見2015年9月16日許勇的詢問筆錄11頁);

3、于2010年下半年收受xx公司望唐污水廠法人代表xx人民幣5000元(起訴書指控第二項第5筆)。據xx在證言中講“我送給他錢是希望xx對我們廠多多關照”(見2015年9月16日馬旭永調查筆錄);

4、于2010年、2011年春節期間收受xx公司總經理xx每次人民幣5000元，2013年、2014年春節期間收受該公司副總經理xx每次人民幣10000元，2015年春節期間收受xx2萬元，合計人民幣50000元(起訴書指控第二項第6筆)。按照xx的證言“大約在2010年春節前一天，我請xx吃飯，飯后送給他一個裝有5000元現金的信封，并請他對我們公司多多關照……大約2011年春節前的一天晚上，我請xx吃飯。飯后我送給他5000元現金，這5000元現金是用信封裝的，并請xx對我們公司進行關照”(見2015年9月21日xx調查筆錄)。xx的證言“2013年春節前的一天晚上，我請xx在xx市江南春飯店吃飯，飯后我送給xx一個小手提袋，里面有一點小禮品和10000元現金。我對xx說請對我們公司多多關照……2014年春節前一天晚上我送給他一個手提袋，里面有一點小禮品和10000元現金，我請xx對我們公司多多關照……2015年春節前，我送給xx一個手提袋，里面是一個茶杯和20000元現金，我對xx說，請對我們公司多多關照”(見2015年9月16日xx調查筆錄);

5、于2010年至2012年收受xx公司法人代表xx共計人民幣20000元(起訴書指控第二項第7筆)。xx證言稱“我另外送給xx的20000元現金是請xx對我公司多多關照”(見2015年9月15日xx調查筆錄)。

6、于2011年至2015年收受xx公司法人代表xx18000元(起訴書指控第二項第10筆)。按照xx的證言稱“2011年春節前春節前一天晚上，我塞給xx一個裝有2000元現金的信封，并請xx對我們公司進行關照……2012年春節前一天晚上，我塞給xx一個裝有3000元現金的信封，并請xx對我們公司進行關照……2013年春節前一天晚上，我塞給xx一個裝有3000元現金的信封，并請xx對我們公司進行關照……2014年春節前一天晚上，我塞給xx一個裝有3000元現金的信封，并請xx對我們公司進行關照……2015年春節前一天晚上，我塞給xx一個裝有8000元現金的信封，并請xx對我們公司進行關照”(見2015年9月14日xx的調查筆錄)。

7、于2012年收受xxx公司副總經理xxx5000元(起訴書指控第二項第12筆)。xx的證言講“大約是2012年的時候，xx父親去世，我去吊唁，我當時送了5000元……xx是我們公司環保業務的直接領導，我每次和xx見面都會請求他對我們公司多關照，不要為難我們公司”

8、于2012年收受xx有限公司xxx30000元(起訴書指控第二項第15筆)。按照鄭生團的證言說“大約在2011年下半年的一天晚上，我請xx在合肥市1912街上的俏江南飯店吃飯，飯后給了xx一個裝有一萬元現金的信封，并請xx對我公司進行關照……2012年9月份，xx父親去世后的第二天，我去了合肥市壽春路上xx父母家，送給xx一個裝有2萬元的信封，xx收下了”(見2015年9月22日鄭生團調查筆錄)。

辯護人認為，上述收受的錢款(合計人民幣338000元、102000元購物卡、歐元3000元和金條一根)不應當認定為賄賂。

二、從量刑方面，辯護人認為被告人xx有以下量刑情節應當予以認定。

(一)被告人xx具有自首情節，應當予以認定。

首先，我國刑法第67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的規定，投案自首的具體情形有如下幾種：一是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機關發覺，或者雖被發覺，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訊問、未被采取強制措施時，主動、直接向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或者有關部門投案交代自己罪行的。二是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單位、城鄉基層組織或者其他有關負責人員投案交代自己罪行的。三是犯罪嫌疑人因病、傷或者為了減輕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為投案，或者先以信電投案交代自己罪行的。四是罪行尚未被司法機關發覺，僅因形跡可疑，被有關組織或者司法機關盤問、教育后，主動交代自己的罪行的。五是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緝、追捕過程中，主動投案交代自己罪行的。六是經查實確已準備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機關捕獲后交代自己罪行的。七是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動，而是經親友規勸、陪同投案交代自己罪行的。八是公安機關通知犯罪嫌疑人的親友，或者親友主動報案后，將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交代自己罪行的。

本案中，被告人xx的犯罪行為符合上述“一”、“二”、“四”條的情形，即其交代自己罪行的情況符合法律所規定的自首的范圍。

其次，被告人xx的犯罪行為是在被采取強制措施前交代的。紀委調查期間不屬于“強制措施”，被告人xx在紀委調查期間交代了其犯罪事實，符合“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訊問和未被采取強制措施時，主動、直接向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或者有關部門投案交代自己罪行”的情況，屬于自首的法律所規定范圍。

第三，辯護人認為，不能機械地將主動到辦案部門才視為主動投案。自首制度的立法本意，系為了降低司法成本，鼓勵犯罪分子悔改，達到主觀惡性減小、人身危險性及社會危害性降低的效果。具體到本案中，被告人xx在接到紀委通知之后，沒有藏匿逃跑，而是自愿到紀委部門配合調查，自愿認罪、如實交代，在本案移送司法機關后，其依然能夠如實供述自己的全部罪行，而未出現翻供等行為，該認罪伏法、如實供述的行為一直延續到審判階段，此足以證明其投案的主動性和自愿性，悔罪誠意明顯，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及社會危害性亦隨之減小，同時為司法機關的調查取證提供了較全面可靠的線索,為及時準確地處理案件創造了便利條件，較大程度的節約了司法資源。完全符合最高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中關于“自動投案”的具體認定第5項“其他符合立法本意的情形”，屬于“自動投案”的范圍。

因此，被告人xx的自首情節值得肯定，應當予以認定。

(二)被告人xx具有立功情節，應當予以認定。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六十八條第一款的規定“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檢舉揭發他人犯罪行為包括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分子揭發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經查證屬實;提供偵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線索，經查證屬實;阻止他人犯罪活動;協助司法機關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具有其他有利于國家和社會的突出表現的，應當認定為有立功表現。”

本案中，被告人xx在調查期間檢舉揭發了蜀山區環保局局長胡本愛的相關違法犯罪事實，現已對胡本愛涉嫌犯罪線索移送給肥西縣人民檢察院立案調查處理。(附有中共合肥市紀委的歸案情況說明、肥西縣人民檢察院對胡本愛涉嫌受賄罪的立案決定書)

因此，被告人xx完全符合立功的構成要件，具有立功情節，應當予以認定。第四，被告人xx主動退出全部贓款以及違紀所得，積極悔過。

(三)被告人xx主動退出全部贓款以及違紀所得，積極悔過，認罪態度良好。

(四)被告人xx系初犯，無任何前科劣跡，在參加工作期間一貫表現良好，然因一時糊涂，在他人的慫恿和利益誘惑下，沒有能夠持之以恒保持自己職業上的清白，這是一個遺憾，但也說明他在此過程中犯罪的主觀惡性相對較小，并且其在案發后很快主動交待了犯罪行為，并真誠悔罪，積極退贓，更進一步說明其社會危害性較小。

請求法院依法查明事實，對xx公正裁決。

綜合上面所說的，受賄罪一般就是國家的人員利用職務的之便而進行收取他人的財物，這種行為就是違反了國家的法律條款，但如果要為自己寫辯護意見的話，那么就必須要有合法的理由、并且還要有合法的證據，這樣的辯護意見得到得到合法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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