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同犯罪中，如果不存在具體的分工，每個共犯都是實行犯，這種情形中的實行過限主要有以下五種情形，每種情形因為共同犯罪的結構不同，需要承擔不同的刑事責任。

(一)自始不知情。在共同犯罪的實施過程中，如果其他實行犯對臨時起意行為自始至終都不知道，說明其在主觀上對該行為沒有罪過，則該行為就屬于實行過限，有過限行為的實施者獨自承擔刑事責任。例如，甲和乙在半夜進入丙家中，意圖對丙進行傷害，在實施犯罪的過程中，乙趁著夜色又盜走了丙的一些貴重財物，對于乙的盜竊行為，甲自始至終都不知道，該行為就屬于實行過限，甲只對故意傷害承擔刑事責任，而乙則要對故意傷害行為和盜竊行為承擔刑事責任。

(二)在場給予幫助。在共同犯罪的實施過程中，如果其他共犯當時在場，并對其中某人的臨時起意行為積極參與或予以協助，說明其在主觀上對這種行為抱著故意或放任的罪過，雖然事先沒有共謀，但屬于臨時起意的共同犯罪，不屬于實行過限，凡參與實施的其他共犯都應該對臨時起意行為承擔刑事責任。例如，甲、乙共同入室行竊，甲在里屋，乙在外屋，甲在盜竊是發現床上有一女子正在熟睡，遂起奸淫邪念，意圖對該女進行強奸，不想該女子被驚醒后大叫，引來了在外屋的乙的注意，乙進里屋將該女子的手腳壓住，使其不能反抗，讓甲得以實施強奸行為。在本案中，雖然甲、乙共謀的是盜竊行為，但甲行竊過程中臨時起意又犯強奸罪，該強奸行為雖然已經超出了二人事先的盜竊范疇，但乙對甲的強奸行為予以了幫助，在這種情況下二人已經達成新的共同故意，均要對臨時起意的強奸行為承擔刑事責任。

(三)在場不作為。在實施共同犯罪的過程中，如果其他共犯知情，但對臨時起意行為的實施抱著不作為、袖手旁觀的態度，是否要對該行為承擔刑事責任?例如，甲、乙二人共謀強奸婦女丙，在強奸行為完成后，甲為滅口，臨時起意，在未同乙商量的情況下當著乙的面將丙殺死，乙對此默不作聲，對甲應成立故意殺人罪與強奸罪并罰，但對乙應如何處理，乙是否要對甲的故意殺人行為承擔刑事責任呢?

我國刑法界對這種情況有不同的看法：“容忍說”認為“在認定共同實行犯的實行過限的時候，必須注意考察實行犯對某一臨時起意的犯罪行為是否知情，不知情的實行犯對此不負刑事責任，如果是知情的表明主觀上對該犯罪行為是容忍的，盡管沒有實行，也應承擔刑事責任，該犯罪行為就不是實行過限

但“精神支持說”則認為：“如果其他實行犯當時在場，其在客觀上表現為作為，即積極參與或予以協助，或不作為，即不予制止、袖手旁觀，從而對實行犯產生精神支持或鼓勵，對被害人形成心理壓力或恐懼，說明其在主觀上對這種行為處于積極追求或放任的狀態，這種行為屬于臨時起意的共同犯罪，不屬于共犯過限，凡參與實施的實行犯都應承擔刑事責任

據此，在本案中，甲的殺人行為雖然是臨時起意，但乙對此并非全然不知，而是明知甲會將丙殺死，卻采取一種容忍的態度，因此，盡管乙沒有親手實施殺人行為也應對殺人行為承擔刑事責任。不管是容忍說還是精神支持說都認為，其他共犯在知情而且在場的情況下，對過限行為沒有制止的，也要對過剩行為承擔責任。還有觀點認為，僅有強奸的故意和實行了強奸行為，而無殺人故意和殺人行為，卻成立故意殺人罪，違反了“無犯意就無犯罪人”的格言

(五)事后追認。在實施共同犯罪的過程中，如果其他實行犯當時不在場，但事后對這種行為予以認可，并積極參與分贓或善后。有的學者認為，這種事后的追加行為同樣構成共同犯罪。[5]例如，甲、乙共謀盜竊，乙在屋外放風，甲進屋行竊，甲在盜竊的過程中驚醒了正在睡覺的主人丙，在和丙的搏斗中將丙殺死。甲出門后將殺人之事告訴乙，乙并不反對，并提議將尸體藏好，以防被外人發現。由于我國的刑法的共同犯罪理論不承認這種事后的共謀，追加的認可并不能構成共同犯罪中的犯意聯絡，所以仍構成實行過限，對于乙可按包庇罪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