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犯罪理論是刑法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西方刑法理論歷來有犯罪共同說與行為共同說之爭，其實質是關于共同犯罪本質的爭論。我國刑法不承認行為共同說，不承認過失共犯。刑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明確規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根據此款規定，超出共同故意以外的犯罪不構成共同犯罪，即指在共同犯罪過程中，有的共犯者超出了共同的犯罪故意范圍，單獨實施其他犯罪，由于其他共犯者對此缺乏共同故意，因而不成立共犯。而其中實行犯實施的超出共同犯罪故意的行為，在刑法學上被稱為共同犯罪中的“行為過限”。對過限行為如何劃定的探討，其目的旨在正確確定共同犯罪參與者的責任分擔，并在此基礎上正確定罪量刑和適用刑罰。我國刑法對于共同犯罪中的行為過限沒有明文規定，但根據我國刑法理論中的個人責任原則，行為人只有在對某一危害結果主觀上具有罪過（即故意或過失）的情況下才應負刑事責任。而過限行為超出了共同犯罪故意的范圍，其他共犯者對過限行為不具有罪過，因此某一共犯者的過限行為與所有共同犯罪人實施的犯罪行為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其他共同犯罪人也就不具備對過限行為承擔刑事責任的法律依據。所以，共同犯罪中過限行為的刑事責任應由實行該行為的犯罪人單獨承擔，這是我國刑事司法中處理行為過限問題應遵循的原則。兩人以上形成共同犯罪故意，在犯罪實行過程中，有人在其他共同犯罪人并不知情的情況下，臨時起意實施了超出共同犯罪故意范圍的行為，屬于共同犯罪中的行為過限，由行為人自己單獨承擔刑事責任。如：被告人張某、陳某、劉某等到家附近的小山上尋釁滋事，當看到有路人戴著軍帽，覺得很威風，于是陳某就強行向路人索要。得手之后，向劉某炫耀，劉某心動，要求張某、陳某幫其也弄一頂。于是3人一同來到山下，正看到被害人黃某戴著軍帽走過，劉某上前與黃某糾纏、廝打，而后搶下帽子轉身離去，黃某不甘心，在后面追著向劉某討要，張某拿出隨身攜帶的小鋼刀朝黃某的左胸刺去，將被害人的心臟刺穿，引起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本案中，被告人陳某、劉某是否與張某構成故意殺人罪的共犯是法院認定案情的關鍵。應該看到，陳某、劉某與張某一起上山的行為是為了實現他們預先形成的“搶一頂軍帽戴”的目的，并未有傷人甚至致人死亡的共同故意。從案情發展過程來看，被告人張某持刀殺人這一臨時起意的行為，事前并沒有與其他兩人商量，其他兩人對張某突然的行為也無預見的可能，直到黃某被刺倒地，陳某、劉某兩人才發現，說明兩人對被害人死亡這一犯罪結果的發生，沒有希望或是放任的犯罪故意，因而與張某不存在殺人的共同故意，也就不構成共同犯罪。另有一案例，某村村民鄭某家晾在屋外的衣被不見了，其懷疑是同村的楊某所為，但楊某矢口否認，鄭某十分惱火，加上此前楊某放火燒過鄭某家的偏房，卻因為其精神上有問題而沒有受到處罰。鄭某出于報復心理，找來了同村的李某、趙某等4人，希望4人能幫他一起向楊某索要衣被，若楊某不給就“教訓教訓他”，李某4人均表示同意。于是他們找到楊某，逼其交出偷來的衣被，楊某在他們威脅之下，只得聲稱東西在鄰村的姑姑家。于是，鄭某5人押著楊某往鄰村去，在路過一片樹林時，楊某趁5人不備逃進了樹林，但不久就被鄭某等人追上。一陣拳打腳踢之后，鄭某對其他幾人說要“凍一凍”楊某，接著就自己動手剝下楊某的衣服，僅給其留下內衣褲，隨后5人揚長而去。當時正值隆冬臘月，楊某又有精神問題，無法獨自找到回家的路，在凍了一夜后，被人發現死在樹林里。經法醫鑒定，楊某身上有多處生前傷（輕傷），但并不致命，真正的死亡原因是凍死。檢察院認為本案中共同犯罪人在共謀階段并未預計實施殺害被害人的犯罪行為，被害人死亡這一最終結果是由于鄭某在實施共謀行為過程中臨時起意所致，李某等4人在最終的致害行為上與其并無共同故意，且也未幫其實施強剝楊某衣服的行為，因而并不構成故意殺人罪的共同犯罪。法院在判決中認定鄭某等5人為故意殺人罪的共犯，其中鄭某是主犯負主要責任，其他4人則為從犯，比照主犯從輕處罰。其理由是楊某死亡是由兩方面因素，即被強剝下衣服與留在他獨自無法回家的樹林，兩者共同作用的結果。而其被困在樹林里的狀況，是李某4人與鄭某實現他們預先的共同犯罪故意的共同犯罪行為直接導致的。出于對楊某精神缺陷的明知，就算沒有鄭某臨時起意的行為，在天寒地凍的室外凍一晚，也有出現嚴重傷害的可能，李某等人不但不積極阻止進一步傷害結果的發生，而且還放任鄭某強行脫去楊某的衣服，致使被害人死亡。在這種情況下，李某等其他4人具有間接故意的特征，因此他們都應該與實行犯鄭某一起在同一犯罪結果的基礎上承擔刑事責任，而不應該把鄭某臨時起意的行為僅看做他的過限行為，由其單獨承擔殺害楊某的刑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