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行刑法中有關自然人的刑事責任的理念的通說認為，由于人具有意志自由的能動作用，就使得國家能夠要求人們按照一定的社會標準，選擇和決定自己的行為，并且依據人們所選擇和決定的行為是否符合社會標準，來給予肯定或者否定的評價。在一定條件下，行為人本應選擇有利于國家和人民利益的行為，但卻選擇了危害國家和人民利益的犯罪行為;或者本來能夠避免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嚴重的危害，但卻沒有避免，這便使行為人被國家認定為犯罪人，受到否定的評價即譴責。因此，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責任的哲學根據，首先在于犯罪人是基于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實施了犯罪行為。即作為對單位進行刑事譴責的根據應當是單位盡管可以采取防止、監督其從業人員實施違法行為的措施，但卻沒有采取，因而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嚴重的危害。

同樣，對單位進行刑事譴責也應該遵循這一理念。但是，正如國外學者所指出的，和與追究自然人的刑事責任的場合所不同的是，在自然人的場合，意圖實施行為的主體和形成反對動機，打消實施該行為念頭的主體，當然是一致的。與此相對，在單位的場合，在內部對自然人行為人的違法犯罪行為進行監視、制止的機制，不僅存在于該單位的組成人員的內心，而且從單位的制度性的防止犯罪措施中也能體現出來。在三種單位犯罪的情形中，第一、第二中情形對單位及單位內自然人主觀方面和客觀方面的認定都比較容易，歸責也很清楚，在本文中就不再論述。筆-者在此主要討論第三種情形下，如何追究單位的刑事責任，即應如何判斷單位沒有采取防止、監督單位組成人員的違法犯罪行為的措施?

在這一問題上，筆-者認為可以從單位內部是否存在制度性的、對單位成員的行為進行監督的防治措施方面來判斷。在單位的制度性的防止犯罪措施的內容上，可以參考日本下級法院在“兩罰規定”的適用中，判斷業務主是否盡到了其監督義務時所采用的標準，即以是否具有“為防止、監督違法行為而采取的制度性或組織性的措施，和為使該組織性措施有效發揮作用而采用的督促、監督措施”為內容。這樣，便可以在現行的刑事責任理論體系之下，建立起以綜合考慮了以單位自身特征為內容的單位刑事責任論，即單位行為和單位責任應當分別判斷;為追究單位固有的責任，除了單位組成人員的自然人實施了某種犯罪行為這一成立單位犯罪所必要的客觀條件之外，對于單位自身，還要求其自身具有引起該種犯罪行為的主觀意志。這種主觀意志可以從單位代表或機關成員的意志和單位自身所具有的鼓勵、促進或阻止、監督其組成人員犯罪的制度性措施或規則制度等情況來判斷。

單位活動，既具有作為其成員的自然人活動的一面，又具有人作為組織體的活動的一面。與這種實際情況相應，單位責任，應看成是自然人責任和組織體責任的復合。從這一角度來看，僅從組織體的角度來尋求單位責任的企業組織責任論，或僅從自然人方面來尋求單位責任的通說的見解，都不過是看到了一面而已。

通過以上的論述，我們對于開篇提出的案例中林某行為的定性及歸責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雖然林某的行為并沒有經過“單位集體決定或單位負責人決定”，是其擅自做主，但是如果該種行為的發生，是由于單位中沒有建立起有效的防止單位組成人員的違法犯罪行為的機制而引起的場合，也應當將這種單位的監督過失歸于單位的決策機關的失誤而追究單位自身的過失責任。除非單位有足夠的證據表明其采取了各種制度性的措施防止林某實施業務上的違法犯罪行為，才可以免除單位自身的刑事責任。林某的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和刑事違法性，不論單位是否受到刑罰處罰，他本身應該受到刑法的譴責。

也許筆-者在單位犯罪這一問題上的考慮仍有不周全之處，但是任何理論的完善都有一個過程，需要理論界和實務界的共同努力，筆-者在此只是發表了一些自己的觀點，希望對于司法實務有些許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