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位犯罪中直接責任人刑事責任的根據及其界定

關于不同的單位犯罪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應當如何具體地確定，現行刑事立法并未提及。立法的空白，并不等于需要解決的問題不存在。為了規范單位犯罪的處罰和回應基層司法機關的請示，2000年9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是否區分主犯、從犯問題的批復》(下稱《批復》)。《批復》規定：“在審理單位故意犯罪案件時，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可不區分主犯、從犯，按照其在單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判處刑罰。”這一司法解釋否定了依據共犯處罰規定處罰單位犯罪的直接責任人員，明確了根據直接責任人員在單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來判處刑罰。這一規定準確地反映出單位犯罪的直接責任人員與共同犯罪的共犯是兩種不同性質的刑事責任人員的客觀現實，值得肯定。但是，《批復》中也存在著兩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其一，沒有明確地禁止適用共犯處罰規定來處罰直接責任人員。因為，其中的“可不區分主犯、從犯，按照其在單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判處刑罰”規定是一種可以型的授權性規定，而不是應當型的義務性規定。因此，可以說，它是一個態度不夠明朗的司法解釋;其二，《批復》是針對單位故意犯罪所作出的解釋，沒有涵蓋到單位過失犯罪。因此，它同時也是一個涵蓋范圍不全面的司法解釋，沒有解決在單位過失犯罪的條件下應當如何確定直接責任人員刑事責任的問題。

在這一司法解釋頒布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又出臺了一個與《批復》相矛盾的規范性文件。2001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下稱《紀要》)。其中，關于直接責任人員的處罰，《紀要》規定：“對單位犯罪中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應根據其在單位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犯罪情節，分別處以相應的刑罰，主管人員與直接責任人員，在個案中，不是當然的主、從犯關系，有的案件，主管人員與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在實施犯罪的主從關系不明顯的，可不分主、從犯。但具體案件可以區分主、從犯，且不分清主、從犯，在同一法定刑檔次、量刑幅度內就無法做到罪刑相適應的，應當分清主、從犯，依法處罰”。《紀要》雖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司法解釋，所公布的目的只是供基層法院“參照執行”，但是，由于它實際上表明了最高人民法院在這一問題上的態度，以及基于中國現行司法體制的現實，這一規定顯然會對中國法院的審判實踐帶來實質性的影響。

《紀要》反映了單位犯罪與共同犯罪之間的本質差異，明確了單位犯罪直接責任人員與共犯是兩種不同性質的刑事責任人員。在這一點上，應當說這一規定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它也有兩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其一，《紀要》所規定的直接責任人員處罰的判斷基礎與《批復》不相一致。《批復》規定的直接責任人員處罰的判斷基礎是“在單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而《紀要》規定的卻是“在單位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犯罪情節”。可見，兩個文件規定并不一致;其二，基本立場與具體的處理意見相矛盾。《紀要》首先肯定了單位犯罪直接責任人員“不是當然的主、從犯關系”，應根據其在單位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犯罪情節分別處以相應的刑罰，從而確立了應當區別單位犯罪直接責任人員與共同犯罪中的共犯的基本立場。但是，其后卻又規定，在某些具體案件中“應當分清主、從犯”，這一具體性的處理意見顯然與其基本的立場不相符合。

二、理論的分歧與追問

在承認法人犯罪的國家，法人犯罪中自然人的處罰在立法上是有規定的。[1]一般而論，在外國刑法中，法人犯罪中自然人的處罰是類比共同犯罪的規定，將法人犯罪中的自然人認定為正犯或者共犯來處罰，且所受處罰的程度也與自然人犯罪相當。[2]不過，在筆者看來，法人犯罪中的自然人處罰適用共犯處罰規定來處理，是不可取的。這是因為，共同犯罪與法人犯罪的行為人結構和行為結構存在著重大的差異，是兩種不同性質的犯罪類型。雖然在法人犯罪中也有相互分工、相互配合和互相補充等類似于共同犯罪的情況，但是，法人犯罪中的自然人作為法人成員，畢竟是在法人意志支配下實施法人犯罪的。因此，法人犯罪中的自然人與共同犯罪中相互獨立的共犯之間存在著本質的區別，將法人犯罪中的自然人認定為共犯來處罰，在理論上是存有疑問的。

關于應當如何解決單位犯罪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問題，我國許多學者都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分別提出了不同的主張。目前，對此問題主要有三種不同的看法。

其一，共犯說。即認為單位犯罪直接責任人員應當認定為共犯來處罰。例如，有學者質疑《批復》所確立的按照在單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對直接責任人員判處刑罰的原則，認為在相當多的單位犯罪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共同故意實施單位犯罪。因此，提出“司法實踐中，對于單位故意犯罪存在共犯的，應當注意區分主從犯，并確定不同的刑罰”。[3]另有學者從理論上論證了區分主、從犯的可行性，指出“在單位犯罪的情況下，如果其中有兩個以上的自然人是應當負刑事責任的，那么，就應當認定他們是共犯。”其理由是，單位犯罪中兩個以上的自然人犯罪，完全符合共同犯罪的特征。同時，這種觀點還認為，如果單位犯罪只有一個直接責任人員，就應當認定為單獨犯罪來處罰。[4]

其二，共犯否定說。即認為不能依照共犯處罰規定來處罰單位犯罪的直接責任人員。例如，有學者認為，單位內部成員參與單位犯罪，不是共同犯罪關系，而是作為單位有機整體內部的諸要素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關系。[5]另有學者認為，“但是單位成員實施單位犯罪，他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并不是我國刑法總則中規定的共同犯罪關系，而是作為單位有機體內部的諸要素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關系。……在不區分主從犯的情況下，完全可以按照其在單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判處刑罰。”[6]更有學者明確指出，在單位犯罪中直接責任人員并沒有獨立的主觀意志，其主觀意志完全是單位主觀意志的體現，因此，單位犯罪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具有從屬于單位刑事責任的性質。如果對單位直接責任人員區分主、從犯，不僅違背共同犯罪理論和法人犯罪理論，也會在實踐中造成量刑上的困境。并主張單位犯罪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還是以不區分主犯與從犯為宜，應根據其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犯罪情節，分別處以相應的刑罰。[7]

其三，折-衷說。即認為在一般的情況下，單位犯罪的直接責任人員不以共犯論，但是在特殊的情況下單位犯罪直接責任人員則需要認定為共犯來處罰。例如，有學者提出，如果不區分主犯、從犯，對被告人決定刑罰很難做到罪、責、刑相適應時，也不排除可作這樣的劃分。[8]可以說，折-衷說基本上復述了《紀要》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

筆者認為，共犯說是難以成立的。理由主要有：其一，單位犯罪直接責任人員的處罰適用共犯處罰規定，缺乏法律依據。刑法總則在第二章“犯罪”的第三節規定了共同犯罪之后，緊隨其后的第四節規定了單位犯罪，這就充分表明單位犯罪與共同犯罪是兩種不同的犯罪類型。為解決共同犯罪的刑事責任問題，我國刑法將共犯分為主犯、從犯、脅從犯等，并分別規定了不同的處罰原則，而關于單位犯罪直接責任人員應當如何處罰，刑法卻沒有明確規定。但是，沒有規定并不能成為必須依照共犯處罰規定來處罰單位犯罪直接責任人員的理由。

其二，單位犯罪直接責任人員的處罰適用共犯處罰規定，沒有法理依據。共同犯罪中的數個主體之間是相互獨立的，共同犯罪是基于共同犯罪故意而形成的整體性的行為，共同造成危害結果的發生。因此，共同犯罪的行為人結構是獨立結構，共同犯罪的行為結構是結合結構。而在單位犯罪中，直接責任人員之間具有密切的組織聯系，每個直接責任人員都是單位某個機構的成員，并具有相應的不同職責，相互之間具有服從關系或者協作關系等。單位犯罪是單位犯罪意志的支配下由負有不同職責的直接責任人員共同實施的。相對于共同犯罪而言，單位犯罪的行為人結構是行政結構，單位犯罪的行為結構是整體結構。可見，單位犯罪、直接責任人員與共同犯罪、共犯各有自己的內在規定性，相互之間存在著本質的區別，適用共犯處罰規定來追究單位犯罪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缺乏理論上的依據。

其三，即便適用共犯處罰規定，也不能完全解決單位犯罪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問題。這是因為，首先，單位犯罪不僅有故意犯罪，而且還包括過失犯罪。而共同犯罪就是指共同故意犯罪，不包括共同過失犯罪。因此，即使硬性地適用共犯處罰規定，也只能解決單位故意犯罪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問題，而無法同時解決單位過失犯罪的處罰問題。其次，在特殊的情況下，單位犯罪的直接責任人員可能只有一人，此時適用共犯處罰規定就不能解決其處罰問題。對于這種特殊的情形，持共犯說的學者主張，應當將直接責任人員認定為單獨犯罪中的犯罪人來處罰。如此一來，一個整體性的單位犯罪直接責任人員的處罰問題就被分裂成兩個不同的部分，既違背了法律的常識，也使得這一法律適用問題復雜化，實不足取。

簡而言之，共犯說雖然能夠得到外國法人犯罪刑事立法的佐證與支持，但是，在我國適用共犯處罰規定來解決單位犯罪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問題，不僅缺乏法律根據和理論根據，而且也不能完全解決實際問題。

共犯否定說是在反詰共犯說中產生的對立性觀點認為，對單位犯罪責任人員的處罰不能適用共犯處罰規定。這一主張反映了單位犯罪不同于共同犯罪的客觀現實，值得肯定。但是，在否定適用共犯處罰規定的前提下，關于應當如何具體地解決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問題，共犯否定說要么沒有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案，要么只是簡單地復述《批復》或者《紀要》中的原則立場。因此，共犯否定說沒有提出切實解決直接責任人員刑事責任的具體方法。

折-衷說是試圖在共犯否定說與共犯說之間進行調和的理論。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從表面上看似乎合理而全面，其實卻是一個不能成立的虛假命題。這是因為，所謂“不區分主犯、從犯，對被告人決定刑罰時就很難做到罪、責、刑相適應”而必須區分主、從犯的情形實際上不可能存在。具體地說，區分主犯與從犯，本來就是以共犯在共同犯罪中所處的地位和作用為基礎的。如果單位犯罪的直接責任人員能夠區分為主犯、從犯，就意味著已經明確了單位犯罪直接責任人員在單位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此時，完全可以直接地依據在單位犯罪中所處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來處罰單位犯罪直接責任人員，根本就沒有必要再進一步地區分主犯與從犯。這一觀點完全是畫蛇添足，多此一舉。

直接責任人員刑事責任的判斷基礎與立法完善

在犯罪與刑事責任之間存在著決定與被決定的辯證關系，犯罪是刑事責任的原因，刑事責任是犯罪的后果。因此，單位犯罪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必須結合單位犯罪的特性來確定，即應當以單位犯罪特殊的行為人結構與行為結構作為判斷的基礎。如前所述，單位犯罪的行為人結構是行政結構，單位犯罪的行為結構則是整體結構。單位犯罪直接責任人員的處罰，必須立足于單位犯罪這種特殊的行為人結構和行為結構，對不同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程度作出區分，確立不同的處罰原則。

筆者認為，基于單位犯罪特殊的行為人結構和行為結構，確定單位犯罪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具體要求考慮兩種不同的因素。

首先，直接責任人員在單位犯罪中的地位。這是由單位犯罪特殊的行為人結構所決定的。如前所述，每個直接責任人員在單位中都有不同的職責，相互之間具有組織上的服從關系或者協作關系。這種直接責任人員在單位中的地位對直接責任人員在單位犯罪中所處的地位具有直接的影響，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與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在單位犯罪中所處的地位有著重大的區別。一方面，兩者參與實施單位犯罪的行為不同。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在單位犯罪中處于支配地位，通常是單位犯罪的決策者和指揮者，對單位犯罪的實施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其行為的危害程度是極為嚴重的。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則處于服從地位，雖然他也參與了單位犯罪的實施，但是他只是在具體執行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的犯罪決定，其行為的危害程度與單位犯罪的主管人員相比，明顯較低。另一方面，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在犯罪意志的形成上具有不同的特點。犯罪意志的形成過程是判斷責任程度的重要方面。“為了作出這一判斷(責任判斷)就必須考察，行為人在怎樣的情況下形成了違法的行為意志。”[11]由于對單位事務具有管理的職權，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在單位犯罪意志的形成上通常都是主動和積極的，對單位犯罪意志的形成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相反，由于沒有管理職權，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一般不會參與單位犯罪意志的形成，同時，從單位獲取收入，與單位之間存在著經濟上的依賴關系和組織上的服從關系，當單位的主管人員命令其參與實施單位犯罪時，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在形成抵抗單位主管人員的命令的反對動機上存在著困難，通常難以抗拒，法律要期待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拒絕參與實施單位犯罪，難度較大。可見，在犯罪意志的形成上，其他直接責任人員通常是消極的。“只要被定罪的罪犯處于這樣的情形或者精神狀態，即他受到了非常的或者特別的誘惑，或其控制行為的能力被認為因其自身行為之外的原因而受到了損害或者削弱，那么，較之處于正常狀態的普通人，要他遵守他所違背的法律是一個十分困難的問題，因而，這便成為適用輕刑的一種充足的理由。”[12]因此，其他直接責任人員雖然參加了單位犯罪的實施，但是法律對其人格的非難在程度上應當明顯輕于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

可見，由于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與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在單位犯罪中所處的地位有著重大的差別，兩者所負有的刑事責任在程度上是不同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的法定處罰應當重于其他直接責任人員。

其次，直接責任人員在單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這是由單位犯罪特殊的行為結構所決定的。由于單位犯罪通常是由多個直接責任人員在單位犯罪意志的支配下分工協力完成的，不同的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在單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完全相同，具體表現為不同的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在主觀上的積極態度與在客觀上的參與方式和程度都會有所不同。有的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具體地實施單位犯罪，而另一些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則只是為單位犯罪的實施提供協助;有的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在單位犯罪中特別賣力，對于單位犯罪結果的發生起到了較大的推動作用，而另一些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則表現一般，等等。這種通過主觀上的積極態度與客觀上的參與方式和程度所表現出來的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在單位犯罪中所起作用的差別，也是影響直接責任人員刑事責任程度的重要因素，在單位犯罪直接責任人員的處罰中同樣應當予以充分的考慮。

綜上所述，單位犯罪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應當以單位犯罪特殊的行為人結構和行為結構為基礎，根據其在單位犯罪中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這兩個因素來共同確定。唯有如此，才契合單位犯罪的特性，既在單位犯罪處罰上貫徹了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又滿足了懲罰單位犯罪的分配正義與預防單位犯罪的功利目的。如果您還存在這個方面的問題，請咨詢律霸網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