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關非法占用農用地罪的辯護詞如何寫？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XXXX律師事務所接受本案上訴人劉某的委托，指派我擔任其辯護人。經過對本案案情的全面了解，辯護人認為盡管上訴人對公訴機關指控的罪名和事實沒有異議，但基于辯護人獨立的訴訟地位，辯護人針對本案的定性和公訴機關提供的相關證據發表如下辯護意見，供合議庭采納：

一、 上訴人的行為不符合非法占用農用地罪的犯罪構成特征。

首先，本案被告村民委員會及劉沒有實施刑法規定的非法占用農用地的行為，也沒有實施毀壞農用地的行為。

根據2000年6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破壞土地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違反土地管理法規，非法占用耕地改作他用，數量較大，造成耕地大量毀壞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的規定，以非法占用耕地罪定罪處罰。根據2008年6月25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一)》第67條規定，“違反土地管理法規，非法占用耕地建窯、建墳、建房、挖沙、采石、采礦、取土、堆放固體廢物或者進行其他非農業建設，造成耕地種植條件嚴重毀壞或者嚴重污染，被破壞耕地數量達到以上規定的，屬于本條規定的造成耕地大量毀壞。”由上述《解釋》和規定可得出：非法占用耕地的行為，是指實施非法占用耕地建窯、建墳、建房、挖沙、采石、采礦、取土、堆放固體廢物或者進行其他非農業建設，造成耕地種植條件嚴重毀壞或者嚴重污染的行為。本案中，根據證人證言、被告人供述等證據可以看出本案占地建房的背景是2000年前后某村有許多村民符合建房條件要求批地建房，但街道不批，所以村里召開兩委會、黨員會、村民大會決定由村委先自行批地建房，在村里給村民抓鬮、下線后，村民自行建房，將來等建好房子后慢慢辦手續。這里關鍵一點是村民自行建房，并不是南山東村村民委員會或劉某建好房屋后出售給村民，已建成房屋的所有權從來沒有歸村委或劉某所有、占有和使用，顯然非法占地的主體是各個建房村民而非村委或上訴人，村委充其量是違法同意村民先行非法占地建房。至于當時收取了建房戶每戶6000-10000元費用也只是批準費，不是建房費。房子全是村民個人投資自行建造和使用。故，本案被告南山東村村民委員會及劉方政沒有實施刑法規定的非法占用耕地的行為，也沒有實施毀壞耕地的行為。

其次，村委及上訴人在沒有經過政府主管部門批準的情況下，開會決定同意村民先行非法占地建房的行為，實質上是越權非法批準征用、占用土地的行為，符合刑法第410條規定的非法批準征用、占用土地罪的行為特征。但是，根據刑法第410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破壞土地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條專門對刑法第410條規定，非法批準征用、占用土地罪界定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徇私舞弊，違反土地管理法規，濫用職權，非法批準征用、占用土地，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屬于非法批準征用、占用土地“情節嚴重”，依照刑法第四百一十條的規定，以非法批準征用、占用土地罪定罪處罰”。可見，非法批準征用、占用土地罪的犯罪主體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而本案中劉某不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也不構成非法批準征用、占用土地罪。必須明確的是，非法占用農用地罪與非法批準征用、占用土地罪是兩種不同的犯罪，其犯罪行為特征和主體特征大不相同，一審法院混淆了“非法占用農用地”與“批準非法占用土地”兩者之間的根本區別，導致將劉某越權非法批準征用、占用土地的行為錯誤認定為構成非法占用農用地罪，是不正確的。

二、假使上訴人構成非法占用農用地犯罪，一審法院認定劉方政構成犯罪的基本事實即占用土地的數量和土地類型證據不足、事實不清。

根據刑法理論本罪顯然是結果犯，也即是要達到“改變被占用土地用途，數量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農用地大量毀壞”的后果才能構成本罪。《刑事訴訟法》第48條第三款明確規定“證據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一審法院經審理查明：“…非法批準本村集體土地47.52畝用于村民建房。…地類為耕地(基本農田)…耕地”，一審查明上述事實的依據主要是書證《國土資源局國土資源違法案件調查報告》以及《即墨市國土資源航拍圖》而該兩證據均不能有效證明占用土地的畝數和土地類型。

(一)《調查報告》中確認的47.52畝房屋占地面積的結論沒有科學性。

學過基本數學原理的人都知道，面積大小必須通過計算才能得出，特別是不規則形狀土地的面積更是需要運用高等數學微積分原理進行復雜計算才能得到科學的結論。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對于占用土地面積這一定罪量刑的基本事實沒有組織現場測量，對于47.52畝這個數據如何得出沒有證據支持。即墨市國土資源局出具的《調查報告》及《證明》甚至都沒有出現“經測量”的字眼就得出了“某村在村東南建設房屋中，房屋占地面積27.27畝…村西房屋占地面積20.25畝…”的結論，而沒有任何的數學運算過程，即墨市國土資源局居然能夠在既沒有原始測量數據也沒有進行數學運算的情況下能夠得出上述如此“精確”的面積確實讓人佩服也讓人費解。

上述《調查報告》形成的程序存在重大瑕疵，不能作為有效的證據證明上訴人構成犯罪。本案應對占地面積進行現場測量，并且為保證被占用土地面積鑒定結論的客觀真實性，鑒定機構工作人員進行現場測量時，偵查機關完全有必要通知被告人等到場辨認，然而，不知基于何種原因偵查機關及國土部門并沒有這樣做。顯然，本案關于“非法占用農用地47.52畝的”的結論缺乏客觀真實性，實在難以令人心服口服。

(二)《調查報告》以及《航拍圖》不能證明所占用土地的類型。

《調查報告》并沒有說明其認定建房占地地類為耕地(基本農田)的法律和事實依據

《調查報告》中僅輕描淡寫地闡述“在村東南建設的房屋中，總占地面積56.09畝…房屋占地面積27.27畝，地類為耕地(基本農田)…在村西建設的房屋中…房屋占地面積20.25畝，其中耕地(基本農田)9戶，占地面積2.03畝…”。根據規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由政府行政主管部門組織編制，報省人民政府批準，并需進行公布，及履行備案等手續。本案國土部門的《調查報告》中沒有將政府批準文件或備案材料做為認定涉案土地系“耕地(基本農田)”的依據，而僅僅是即墨市國土資源局自行就認定涉案土地系“耕地(基本農田)”，所以《調查報告》認定建房占地的地類是“耕地(基本農田)”的結論不僅極不嚴謹，也是不負責任的。其占用土地客觀情況都是撂荒地、墳地、壩沿、溝底等，均不具備耕種條件。而據街道出具的《證明》證實，其占用許多土地客觀情況都是撂荒地、墳地、壩沿、溝底等，均不具備耕種條件。

三、國土資源局、城建規劃部門及街道辦事處均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一審法院避重就輕對政府機關的違規違法行為不進行處理，只處罰作為公民個人的上訴人，有失公正。

城鄉規劃測繪設計院對涉案房屋及其所占用土地進行了規劃設計并編制了規劃設計圖紙，該設計院也按規定收取了村委繳納的規劃費3.6萬元，該設計圖紙標明工程名稱為：村民住宅，還對用地位置、用地面積、總建筑面積、規劃總戶數、容積率、建筑密度、綠地率等做了明確界定，在編制規劃設計圖紙之前，必須先進行調查及現場勘查測繪，為什么在耕地(基本農田)上可以規劃設計建設居民住宅?這個圖紙到底合不合法?正是因為有了城鄉規劃測繪設計院的設計圖紙，才導致某村認為上級允許可以建房，才導致占地后果的發生，規劃設計部門是有責任的，顯然是濫用職權;2003年8、9月份村民開始建房，2014年國土資源局才向公安機關移送犯罪線索，某村及劉某被立案追究刑事責任是在2014年2月21日，期間間隔十年之久，在事情處于萌芽狀態時不及時處理，造成不可挽回后果才進行追究，是否是玩乎職守?2004年辦事處城建審批了涉案總建房戶中92戶村民建房，是不也應該追責?

所以上訴人認為不追究政府相關部門責任，只追究劉某個人責任，有失公允。

四、退一步，如果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上訴人劉某有罪的話，辯護人提請法庭關注其如下的量刑情節，對其予以免于刑事處罰。

1、上訴人劉某并沒有危害社會的惡意，其主觀動機完全是善意。通過一審查明的事實可以看出本案某村批準村民建房的原因是急需建房的村民長期批不下宅基地，導致村里老百姓意見很大，引發不穩定因素，所以村里開兩委會、擴大會、村民代表會一致決定允許村民建房，上訴人劉某及村委這種“出于公共利益需要”的主觀動機與那些“以私利為目的”的非法占用農用地行為是有本質區別的。

2、上訴人劉某從來沒有受到刑事處罰和行政處罰，系初犯、偶犯。

3、上訴人劉某犯罪情節輕微，社會危害性極小。

本次涉嫌犯罪完全是因為出于村民急需建房的需要，而且其占用土地客觀情況都是撂荒地、墳地、壩沿、溝底等，均不具備耕種條件。這可以由街道出具的《證明》予以證實。還有劉擔任村主任的期間為2002.10至2007.12，一審認定的建房中有50多戶是2000年(上屆村委)收取的建房費(以舊翻新戶數)，在2007年后劉不擔任村主任期間建設了房屋50余處，青榮高鐵項目拆除了已建成的房屋60余處，2003年遷墳130處騰出部分土地(有付款單據為憑)，2004年辦事處城建審批了92戶，上述這些房屋均與劉所謂的犯罪行為聯系不大，應從本案已認定的總建房戶數中扣除，因此劉作為單位犯罪的負責人，只應當承擔時期的部分責任，犯罪行為情節輕微，社會危害性極小，建議對其予以免于刑事處罰。

辯護人：XXXX律師事務所律師

20XX年X月XX日

綜合上面所說的，非法的占用農地本就是屬于違反了法律的規定，但如果在犯了此罪之后有積極的認識到錯誤，而且歸還于所有的土地，那就可以委托人為自己寫辯護詞，只要有證有據，那么就有減輕罪行的可能，從而自己的權益也會受到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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