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院審理的一般都是刑事案件，涉及到大多數人的政治權益、生命權等等，為了減少此種行為的發生，檢察院在審理結束之后，一般會將信息進行公開，雖然得益于此項政策的實施，不少人的權益已經得到了保障，但是環江檢察院信息公開依舊存在一些缺陷。

環江檢察院信息公開存在的缺陷：

(一)實踐不足

在《規定》發布之后，且在“人民檢察院案件信息公開網”這一便捷平臺的助力下，案件信息公開工作在近三年來有了逐年的進步。從《中國檢務透明度指數報告》也可以看出，檢察機關案件信息公開的進步呈現出“先易后難”“逐年提升”的進步趨勢。所謂“先易后難”，是指對于那些比較容易操作、公布之后壓力較小的案件信息公開得較早、較快;對公開難度較大的案件信息則較晚、較慢公開，如法律文書的公開。在各類法律文書的公開方面，起訴書的公開相對較早、較快。在其他文書的公開方面，由于存在一定的壓力，因而公開程度相對滯后。在2015年度，法律文書公開呈現非均衡的特征，起訴書、抗訴書、不起訴決定書、刑事申訴復查決定書的公開發展較快，量刑建議書、檢察建議、檢察意見等的公開發展緩慢。其中，大多數省級和較大市的檢察院都未公開量刑建議書、刑事申訴公開審查信息、刑事不起訴公開審查信息[3]。可以發現，公開進展較快的主要屬于《規定》第18條所規定的前三類文書，而對于《規定》沒有明確提到的其他文書，則公開狀況不大理想。

從不同檢察院之間的公開情況來進行線上觀察還可以發現，不同檢察院之間的法律文書公開存在較大的差異。在同一級的檢察機關之間，有的公開的法律文書非常多，而有的公開則只有寥寥數份，這與其辦案的數量明顯存在較大的差異，不符合客觀現實。而且，各地檢察機關在實施案件信息公開上的地區差距，也反映了思想觀念、執行力度等方面的差異。例如，前述上海市檢察機關的案件信息公開的力度較大、方式較多、發展較為全面，處于明顯的前沿地位，而有的地區的檢察機關則實施狀況不大理想。這表明，不同地區的檢察機關案件信息公開存在著較大的不均衡性，全面推進案件信息公開工作的任務還存在很大的拓展空間。

(二)制度內容不足

檢察機關案件信息公開制度在我國尚是一個嶄新的制度，在初步建立的當前，必然存在某些未及考慮、未及完善的問題。在其取得較大進展，深化了“檢務公開”的同時，其在制度設置上也存在著某些尚未解決的問題。

1、“以公開為原則”彰顯之不足

陽光司法機制必然要求整體上要體現“以公開為原則，以不公開為例外”。2014年，《規定》第4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對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和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信息，以及其他依照法律法規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有關規定不應當公開的信息，不得公開。”該例外條款實際上相當于第2條所規定的“安全原則”。但是，第4條的表述卻難以體現“以公開為原則，以不公開為例外”的原則。因為，它只規定了哪些情形不得公開，卻沒有說明例外以外的情形是否一律公開。再結合《規定》中的三種公開類型，難以看出未被納入到《規定》范圍內的事項是否應當公開。而事實上，“以公開為原則，以不公開為例外”的表述一般采用但書形式，即“……應當公開，但……除外”。結合實踐中的情形，部分檢察機關對部分事項的公開仍然不足，而那些公開較為不足的事項，恰好是《規定》沒有明文列舉或者規定模糊的事項。

2、法律文書公開類型不充分法律文書的公開是執法結果的公開，而執法結果的公開則需要以終結性文書為載體

根據《規定》第18條的規定，應當在人民檢察院案件信息公開系統上發布的法律文書除了人民法院所作判決、裁定已生效的刑事案件起訴書、抗訴書，不起訴決定書，刑事申訴復查決定書之外，還有一類是“最高人民檢察院認為應當在該系統發布的其他法律文書。”最高人民檢察院對終結性法律文書的范圍并不局限于上述明確規定的幾種，但對其他公開類型，需要最高人民檢察院認可或審批[1]214。可見，這種列舉的范圍相當局限，盡管從重要性上講分量很重，但其類型只占終結性文書的一小部分，無法滿足公民知情和監督的需要，并且留下了較大的模糊裁量空間。另外，對于量刑建議書、檢察建議等建議類的文書，也沒有明確的要求，而實際上，此類文書也具有較大的價值，反映了檢察機關的訴請或者對案件的監督。但在實踐中，這些文書的公開情況較不理想。這與法律文書公開范圍的不充分、不明確有關，削弱了“以公開為原則”的實踐效果。

3、過程信息公開不足

檢察機關案件信息公開包括過程信息公開和結果信息公開，是動態公開與靜態公開的結合。唯有如此，才能體現“檢務公開”的“深化”和構建陽光司法體制的要求。盡管在某些司法改革的前沿地區(如上海)，檢察機關對過程信息的公開進行了探索，但是這種探索并未普及。《規定》所規定的三類信息公開，均未包括過程信息的公開，且缺乏信息的互動性。我國已經通過2001年《人民檢察院辦理不起訴案件公開審查規則(試行)》和2012年《人民檢察院刑事申訴案件公開審查程序規定》，分別針對刑事不起訴案件、刑事申訴案件建立了公開審查機制。有的地方也對審查逮捕聽證進行了試點，但此類過程信息的公開也并未在《規定》和“人民檢察院案件信息公開網”上予以體現，在實踐中連公開審查公告也極其少見。從《中國檢務透明度指數報告(2015)》的調研結果來看，大多數省級和較大市的檢察院都未在其網站上公開刑事申訴公開審查信息、刑事不起訴公開審查信息[3]。

4、缺乏硬性約束機制

制度要行之有效，就有必要建立一套強有力的約束機制，僅憑自覺執行并不可靠。《規定》確立了上級檢察機關對下級檢察機關的監督職責，規定上級檢察機關“發現下級人民檢察院在案件信息公開工作中存在不合法或者不適當情形的，應當及時糾正。”一方面，應當如何糾正，糾正后如何執行，并未有明確的規定;另一方面，如果檢察機關存在對案件信息應予公開但卻未予公開的情形，是否屬于程序性違法，對于案件的處理有何法律后果，也缺乏規范。因此，公開效果就只能僅憑檢察機關的自覺執行。缺乏硬性的約束機制，也容易造成工作人員的“惰性思維”，從而導致對某些公開事項的執行并不理想。

5、救濟程序過于簡陋

無救濟則無權利。《規定》第23條第2款規定，“案件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或者其他單位、個人認為人民檢察院發布案件信息不規范、不準確的，可以向人民檢察院案件管理部門反映。案件管理部門應當及時協調相關部門核實、處理。”此為救濟程序的原則性規定，其地位雖重要，然而內容稍顯簡陋。對于“反映”的方式和渠道、意見審查處理的時限、處理的反饋、不服處理的救濟等，都未予以明確。而在系統平臺上，也并沒有給上述權利人提出救濟請求的專門通道。

6、缺乏考評機制

我國司法體制中所存在的不少考評機制由于科學性的爭議而受到學界的批評，其中的一個重要理由在于，“評估指數和考核指標的巨大壓力可能扭曲訴訟行為，妨礙司法公正。”[4]但是，檢察機關案件信息公開并不存在考評機制不合理的問題，而是表現為考評機制的缺失，這導致案件信息公開難以落實。案件信息公開本身并不涉及案件的實體結果正確與否，而是涉及兩方面的問題：其一，對于未終結的案件來說，它是對程序性權利的保障;其二，對于已終結的案件來說，它還是一種檢察業務的管理，并且兩者均以滿足公民知情權為目標。案件信息公開并不涉及案件事實和證據的認定、法律觀點的對錯等實體問題，不太可能扭曲訴訟行為;它解決的是程序保障、知情權保障以及檢察業務管理問題。《規定》未設考評機制，既無激勵，也無約束，因而造成了有的人員對于此項工作的消極、懈怠，不利于案件信息工作的良好開展。

主要體現在制度上和實踐中的不足，對于我國立法機關和相關的司法機關的職員來說，都需要按照既定的規定，需要在了解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結合犯罪案件將信息公開制度進行完善，爭取減少刑事案件的發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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