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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關政府建設理念就是需要政府信息能夠最大限度地公開，以滿足公共利益的需求，但是公共利益的實現不是以犧牲個人利益為代價的，政府掌握的事關個人利益的信息應該得到保護，比如個人隱私，個人的隱私權是不能夠在這種透明制度下被隨意踐踏的。下面，小編將談談隱私權信息公開中如何保護的問題。

1、完善實體立法明確個人隱私權保護的范圍

在世界范圍的人權保障法律體系中，隱私權通過立法被普遍確認。尤其是美國、德國、日本、加拿大等國家均制定了關于保護隱私權的法律，與我國法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雖然《條例》的出臺使我國的政府信息公開制度有了行政法規層面的立法支撐，然而，其中對公民隱私權保護的規定還過于原則化，并且以行政法規的形式來規定，法律位階低，另外我國到目前還沒有《政府信息公開法》、《隱私權保護法》等法律與之相配套，所以使得有關隱私權保護的效果受到限制。法律體系的不完善是造成問題的主要原因，所以我國應加大立法力度，完善相關立法。

第一，在《憲法》中對公民的隱私權保護予以明確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個人隱私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式非法宣揚、披露、公開公民的隱私”。有了根本大法對隱私權加以保護，勢必引起國家機關及公民對個人隱私權的重視，促使其自覺地尊重他人隱私，并維護個人隱私，同時，也為其他部門法的隱私權立法提供了憲法依據。

第二，提高立法層次，制定一部有中國特色的《政府信息公開法》[20]。確立以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的原則，明確界定政府信息公開的范圍。首先規定國家的政府信息應該予以公開，然后再采取排除式的規定，將個政府信息公開中的個人隱私權保護研究16 人隱私作為例外事項免予公開，切實保障公民的個人隱私保密權、知情權、利用權更正權以及救濟權得以實現。

第三，針對我國隱私權方面的具體情況，可以借鑒美國的做法制定一部《隱私權保護法》，加強對隱私權的保護力度。目前侵犯公民個人隱私權但又因相關法律的保護不利而使個人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的糾紛日益增多。而我國目前關于隱私權保護的范圍卻不明確，相關法律、法規又零散而缺乏系統，因而需要制定專門的《隱私權保護法》，確立以不公開為原則，公開為例外的原則，對個人隱私信息的搜集、保管、處理、利用和公開以及隱私權的概念、特征、范圍、內容、侵權構成要件以及侵權責任等作出具體、詳細的規定。

需要指出的是，實踐中必須明確界定《政府信息公開法》的《隱私權保護法》的關系，使之相互銜接和配套，以構筑我國政府信息公開與公民個人隱私權保護的基本法律框架。

2、完善政府信息公開中個人隱私權保護的行政程序

程序正義是實現實體正義的前提。完備的政府信息公開程序無論對于保障公眾知情權還是隱私權都是必要的。筆者認為，對于信息公開中的個人隱私權保護，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加強程序性規范:

(1)完善事前通知程序

所謂“事前”，指行政機關在公開信息前;而“通知”，指行政機關對權利人所為的通知。因此“事前通知程序”即是指，行政機關在作出公開決定前，如果擬公開的政府信息涉及了個人隱私，行政機關傾向公開該信政府信息公開中的個人隱私權保護研究17 息，行政機關依法通知權利人，使其知曉并提出意見所應遵循的方式、步驟等。

事前通知程序是權利人提出異議，阻止政府機關公開與其權益有關信息關鍵制度，在保護公民隱私權的過程中扮演極其重要角色。若行政機關在公開涉及個人隱私的政府信息前未通知權利人，則權利人完全沒有表示異議的可能性，僅有事后救濟一途。但是，信息一旦公開，公民的隱私權即已受侵害，再多事后救濟方法與手段也無法回復至未公開的狀態。所以，事前通知程序的設計及運作與個人隱私權保護制度能否發揮實際效用息息相關。英美法系國家都比較重視行政程序中的通知程序，都將告知作為對法律程序的最低要求之一。

在我國，關于行政機關的事前告知制度，在很多法律、法規當中都有所體現，同樣，在《條例》中也有相應體現，但仍存在一些制度上的缺陷和漏洞。具體而言，《條例》的行政機關的事前告知制度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完善。

首先，《條例》中規定了事前通知書的要式文本內容，但是僅包括決定公開的政府信息內容和理由，而忽視了對權利人的權利救濟途徑的規定。因此，《條例》中應當在決定公開的政府信息內容和理由之后加上關于救濟途徑以及預定公開日期的字樣，以使得該要式文本更為完善。

其次，《條例》中的事前告知制度很有局限性，它僅僅適用于因申請公開的情形，因為《條例》的第23條是針對依申請公開的規定，而《條例》中規定的依職權公開的情形則沒有這樣的事前告知制度，僅僅在第14條中規定了經權利人同意公開的，可以予以公開。在這種情況下，權利人同意應當是以行政機關的告知為前提的，所以可以推定為此條的規定中含有事前告知的內容，但是后半段中“行政機關認為不公開可能對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響的涉及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的政府信息，可以予以公開”中并沒有提到政府的事前告知的內容。這就使得權利人無從知曉自己的權利即將受到侵害，從而使權利人的事前救濟成為不可能。因此，《條例》應當規定普遍適用于依職權和依申請情形下的事前告知制度，以有利于權利人的事前救濟和事后救濟。

(2)構建個人隱私保護聽證制度

雖然涉及公民隱私的政府信息在公開前有征詢公民的意見，但隱私權人的意見能否對行政機關的最終決定產生實質作用卻無法得到保證，對公共利益是否造成影響的最終決定權顯然是在行政機關的手里。所以我們應該讓隱私權人能夠充分參與利益衡量過程，使最終的行政決定能最大限度地為權利人所接受。所以筆者認為有必要在程序中構建個人隱私聽證制度[23]。

聽證是行政法正當程序原則的集中體現，主要表現為代表個人利益的隱私權人和代表公共利益的行政機關雙方之間進行的信息溝通和交流。一方面，為其中的當事人及利害關系人提供一個法定的陳述意見和申辯質證的機會，既保證了其平等參與信息公開的程序權利，又保護了其實體權利，有效地減少了行政機關沒有充分收集意見，就輕率地作出信息公開決定，侵害公民合法權益的情形;另一方面，通過聽證程序聽取利害關系人的意見，便于行政機關正確認定信息的性質，為行政機關作出正確的信息公開決定提供了基礎。

所以，要使得隱私權人的異議意見能夠真正起到影響，涉及公共利益的隱私信息公開決定做出之前，應由行政機關組織聽證，使各方主體可以充分發表自己的觀點。但整個聽證程序不得涉及個人隱私的實質內容，且個人隱私聽證會不應該公開舉行，也不允許政府信息申請人參加，這是因為若在聽證過程中允許申請人和其他社會公眾的參與，則可能導致該信息在公開前就已經被申請人和其他無關的社會公眾所知曉，給權利人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害，聽證制度也失去了它原有的意義。

3、構建政府信息公開中個人隱私權的救濟制度

要從根本上完善政府信息公開的救濟制度，就必須從優化立法內容入手，使政府信息公開救濟的實體內容明確化。要做到這一點，可以在現行法律框架內，以《行政復議法》、《行政訴訟法》為基礎，將《條例》中的政府信息公開救濟制度的有關規定采用司法解釋、實施細則等各種簡易有效的形式在現行法律體制下單獨予以澄清，盡量從立法上消除籠統、抽象的規定，以增強法律規定的可操作性。鑒于政府信息公開爭議的特殊性，對政府信息公開中的隱私權的法律救濟制度的完善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

(1)建立保密審查制度

為了避免上文闡述的行政復議、訴訟過程中出現泄漏當事人個人隱私的情形，我國應當在政府信息公開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中確立保密審查制度。保密審查制度也被稱為不公開審查，它是指在行政復議或者行政訴訟的過程中，由復議機關或者法官獨自判斷有爭議的案件，而不向當事人公開文書的一種審議制度。該項制度不同于不公開審理制度，兩者的本質區別是不公開的范圍，不公開審理的范圍是對外界公眾的不公開，但保密審查的范圍是對當事人本身也不公開。而秘密審查則是對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的更進一步保護。因為秘密審查制度可以進一步防止對方當事人得知相關的個人隱私。在很多國家，這項制度都有所確立。如日本的《資訊公開法》中，為確認所公開之資訊是否有抵觸不得公開之限制，就行政不服聲明事件采用不公開審查，又如美國的政府信息公開行政訴訟中，法官擁有權力決定被要求公開的政府信息不讓原告查閱而僅由法官審查。

《條例》作為國務院頒布的行政法規，沒有也不可能對法院的審理方式做出特別規定，這就需要最高人民法院通過司法解釋的方式，明確規定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的政府信息公開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采取保密審查制度，保證如果審查的信息涉及個人隱私等合法權益，均應使信息在公開之前不為申請人及其他無關的社會公眾所知悉。當然，這一審理方式的引入將對我國法官的專業素質和職業道德提出更高的要求。

(2)建立訴訟停止執行原則

為了更好地在政府信息公開中保護公民隱私權，深入體現行政救濟的立法精神，在政府信息公開領域構建暫時性權利保護制度，已經勢在必行。暫時性權利保護制度是行政救濟程序中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制度，在保護行政相對人及第三人的合法權益方面有著特殊的貢獻：它使得有資格的主體有權及時申請司法保護，延緩行政行為效力的發生，至少在時間上阻止執政府信息公開中的個人隱私權保護研究21 行的進行，將行政行為所確定的權利義務狀態暫時“凍結”，以防止無法補救的損失。正是由于暫時性權利保護制度所具有的這一特性，決定了其在政府信息公開領域不可比擬的重要性。

這種制度主要有三種模式：

(1)停止執行，即只要權利人在政府信息公開決定所附生效時間內提起救濟，該決定就被停止執行。加拿大采取的就是這種模式。

(2)不停止執行原則的例外，即一般情形下不停止執行，在符合法定情形下可以停止執行，實踐中是否符合法定情況需要有關機關的審查。日本即采取這種模式。

(3)預先禁止公開令，在美國，第三人向法院提起反公開訴訟后，可以請求法院在判決前發布預先禁止信息公開的命令，同時可以請求確認判決，請求法院確認行政機關掌握的某一文件具有不能公開的地位。

在暫時權利保護制度的三種模式中，不停止執行的例外和預先禁止公開令需要權利人的申請和有關機關的審查才能實施，而有關機關進行審查時需要通過自由裁量進行大量繁瑣而復雜的法律解釋工作，不得不面臨諸多障礙，而停止執行最為直接和簡便。筆者認為，既然權利人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反公開訴訟，就是希望阻止涉及其合法權益的信息公開，鑒于信息“一旦公開即難以回復”的特性，采用停止執行的原則最能體現對權利人的傾斜保護，最有利于保障公民隱私權，也最為簡潔和實用。我國在政府信息公開制度中，可以特別規定隱私權利人申請行政復議或提起在行政訴訟即暫停公開的原則，以便更及時、有效地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

綜上所訴，關于隱私權信息公開中如何保護的問題，其實，政府信息公開中的個人隱私權并不是一個條文、一項規定所能保障的，它需要一整套的制度支持，正如上文中所提到的，它需要實體立法層面的、行政程序上的以及權利救濟上的合理規范。如果能夠將這些內容很好地結合起來，就能對政府信息公開中的個人隱私權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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