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能區別出主從犯的共同搶劫犯罪，人民法院對從犯一般不會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因此，進行被告人是從犯的辯護是此類案件辯護的首要重點。

我國刑法明確規定，對于從犯，應當從輕、減刑或者免除處罰。法律用語上使用的是“應當”而不是“可以”，所以，對于共同搶劫致人死亡的，雖然犯罪后果很嚴重，但對于從犯，法院一般不會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即使是共同搶劫致多人死傷的案件，對從犯人民法院一般也不會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因此，對于被告人是否是從犯成為此類犯罪辯護中的重點及重中之中，如果被告人是從犯的辯護意見成立，得到法院的采納那被告人一般就可以免除死刑了。

但是實踐中，被告是主犯還是從犯常常成為控辯雙方法庭辨認的焦點問題以及成為被告人上訴及死刑復核程序中的主要觀點，主從犯的認定在實踐中具有更大的復雜性及難度。主從犯的基本認定原則是：以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為判斷標準。比如，在共同犯罪過程中聽從其他人指揮，參與搶劫但沒有直接致人傷亡，事后分贓較少的，一般可以提出構成從犯的辯護意見;然而，對于積極實施搶劫和致人死傷行為的被告人，即使不是起意者和指揮者，也有可能最終被被定為主犯。特別值得辯護律師注意的是，在實踐中有的搶劫案件因為致多人傷亡，雖然主要是由其中一人或者數人造成的，但法院因為受害人多，人民法院可能就錯誤地把本應認定為從犯的被告人認定為主犯，從而判處其死刑立即執行。對被告人是否適用死刑，應當主要看其罪責的大小，而不是僅看共同犯罪造成的后果。后果再嚴重，對從犯也不能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但是在實踐中，對于共同搶劫犯罪造成多人死亡嚴重后果的惡性案件，人民法院有時會將本就是從犯的被告人認定為主犯而錯誤適用死刑，律師應加強這方面的辯護技能。

二、對共同搶劫犯罪有多名主犯的，辯護律師要盡可能提出區分各被被告人罪責大小的辯護意見，促使人民法院準確適用死刑，人民法院一般不會僅因為是主犯都全部適用死刑，而要進一步區分主犯中各被告人罪責的大小，只對其中罪責最大的主犯適用死刑。

三.共同搶劫致1人死亡的共同搶劫案件，人民法院原則上一般只會判處1名被告人死刑，因此，辯護律師要盡可能地提出自己的當事人在共同犯罪的主犯中作用相對較輕的辯護意見，為當事人尋求生路。

在實踐中有不少共同搶劫案件中，被告人共同預謀，分工配合，共同實施搶劫和殺人行為，均分贓物，地位、作用基本一致，在實踐中人民法院通常都會將其都認定為主犯。對于這種案件，如果僅致一人死亡的案件，原則上人民法院一般不會同時判處兩名被告人死刑，人民法院會進一步仔細區分、綜合判定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盡可能步區分各被被告人罪責的大小，只會對其中地位、作用最突出、罪責最嚴重者判處死刑，而對其他被告人適用死緩，這是深入貫徹黨的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進一步實現罪刑均衡原則的要求。

提醒辯護律師要特別注意的是：有的地方法院認為，既然都是主犯，地位和作用基本相同，技術上很難再進一步區分罪責大小。同時為了追求嚴厲打出刑事犯罪的社會效果，會以分不清主次為由，簡單地將以上情況一律不當地都判處死刑。

四、如何進一步區分共同搶劫犯罪中各主犯罪責的大小

1，從搶劫犯意的區分罪責大小：

在一般情況下，在犯罪預謀階段提起犯意的被告人通常也會積極實施犯罪，并對共同犯罪行為有一定的控制力，罪責相對突出。因此，對于提出犯意后又積極準備犯罪工具，直接參與實施搶劫和殺人行為的被告人，即使其在犯罪的實行階段的作用比其他被告人略小，也可以認定其罪責相對較大，而其他被告人罪責相對較小。

案例1，被告人曹某等三人受被告人張某邀約共同實施搶劫，張某提議搶劫賣淫女李某，張某并準備作案工具匕首一把，后幾被告人共同進入李某租住的房屋后，共劫得財物價值3萬余元，在搶劫過程中致李某死亡，在具體實施搶劫的過程曹某的作用比張某相對較大，廣東某中級人法院一審將曹某、張某都作為主犯而都判處死刑，本律師受曹某委托作為其二審辯護律師。在二審中提出“本案張某提出犯意并積極準備作案工具，其作用比曹某相對較大，在致被害人李某一人死亡的情況下，不就同時判處二名被告人死刑，對曹某不應適用死刑”的辯護意見被告二審法院采納，二審改判曹某為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但是，同時也要特別注意的是，也并不是提出搶劫犯意者就一定是罪責最大的。如果被告人提出搶劫犯意后，其他被告人一拍即合，積極參與預謀和實施搶劫行為，而提出犯意者在具體犯罪的實施階段確作用并不突出的，則不應認定起意者罪責最大。特別對于在提出搶劫犯罪預謀時，提出犯意者者明確表示只劫財不能殺人的，而在犯罪的實行階段其他被告人為制止被害人反抗或者殺人滅口而故意殺人的，則其他被告人的罪責大于起意者。就不能認定提出犯意者罪責最大。

2，從搶劫的具體犯罪實行行為看罪責的大小

犯罪的具體實行階段是犯罪的核心階段，也是區分罪責大小的重要階段。一般原則是，實施搶劫和傷人行為越主動，罪責越大，而使用暴力手段有所節制者，罪責相對較小。

每一、有的案件中，各被告人均積極動手殺人，但有有告人下手兇狠，連續捅刺多刀，有的僅捅刺一二刀，明顯有節制，則捅刺刀數多的罪責較大。

第二、而在有的案件中，一被告人擊打或者捅刺的是被害人的胸腹部等致命部位，另一被告人捅刺的是腿部、臀部等非致命部位，則捅刺要害部位的罪責較大。

第三、在有的案件中，被告人采取扼掐頸部方法殺人，一人動手掐，另一人按住被害人手腳，則直接扼掐者的罪責較大。

第四、有的案件中，兩被告人一先一后用同樣兇器傷及被害人的同樣部位，傷害程度也基本相當的，則先實施傷害行為的罪責相對較大。

總之，作案手段各式各樣，關鍵看誰的行為對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結果所起作用相對較大。

3、從事后分臟區分罪責的大小

搶劫犯罪是典型的謀財型犯罪，共同搶劫本質上是通過非法的暴力手段劫取財物的犯罪行為，具有較高的風險，按照“風險與利益相一致”的基本原則，在共同犯罪中承擔的責任越重，一般在分贓時也就相應會獲得更多的財物。由此，可以通過被告人的分贓情況來判斷罪責的大小。一般而言，搶劫后分贓越多的，說明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越高、作用越大。在預謀和實行階段地位相當的多名被告人，其中分贓較多者在共同犯罪中有相對較大的支配力，從而罪責也應相對較大。

例如，東北李某、王某搶劫案。被告人李某、王某共謀搶劫坐臺小姐，二人共同購買作案工具、共同踩點，共同實施搶劫和殺人行為，罪責基本相同，一二審法院以二人均為主犯，罪行均特別嚴重為由，判處二被告人死刑立即執行。本律師接收委托作為王某中死刑復核階段的律師，向最高法院提出，本案中雖然二人都系主犯，但系李某首先動手持刀捅刺被害人，李某分得的贓物也比王某較多，王某的罪責比李某相對較小，在本案只造成一名被害人死亡的情況下，不應同時判處二名被告人死刑，可罪責相對較小的王某不應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最后最高人民法院采納了本律師的意見，以王某的死刑判決不予核準。

4、從其它方面區分罪責大小

實踐中共同搶劫的具體情況特別復雜，有的案件從以上犯罪預謀、犯罪的具體實施、事后分贓等主要方面均無法判斷罪責大小的、罪責均相當的復雜案件，我閃可以從被告人的身份特征、犯罪后的表現等其他方面進行判斷。在一般情況下，退伍軍人或保安與普通人共同犯罪的，退伍軍人或保安的罪責較大，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共同犯罪的，成年人罪責較大;男性和女性共同犯罪的，男性罪責較大;父子或者兄弟共同犯罪的，父親或者兄長的罪責較大;有累犯、再犯情節或者犯罪前科的被告人，比過去一貫品行良好的偶犯、初犯的罪責更大。從犯罪之后的表現來看，作案后具有自首、立功、認罪悔罪、積極賠償、取得被害人諒解的被告人，比不具備這些情節的被告人的罪責要小。

在具體的案件中，以上各個方面的情節是經常是同時存在多個的，辯護律師判斷當事人罪責的大小需要從不同角度同時入手，而不能僅局限于某一個方面。對被告人最終罪責的認定，均是綜合分析判斷的結果。對于有些犯罪情節十分惡劣、犯罪后果極其嚴重的案件，如果被告人在預謀、實施、分贓方面作用明顯較大，即使其被告人在犯罪后有自首或者立功等法定從輕情節，在有些法院也會以“功不抵過”，其法定從輕情節不足以對其從輕處罰，而依然對具有這些自首、立功法定從輕的被告人也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可能。

辯護律師特別要注意的是，在有的共同犯罪案件中，當罪責相對較大的被告人因具有法定從寬處罰情節，比如罪責較大的被告人犯罪時未成年或者系懷孕的婦女，作案后自首、立功等，而不能判處死刑，或者這些罪責較大的被告人在逃時，有些法院會為了追求適用死刑、以平民憤或安撫被害人家屬，常常會把共犯中罪責相對較輕又沒有法定從寬處罰情節的被告人“升格”而不當判處死刑。面對這種情況，如果辯護律師“得理不饒人”，僅僅是機械地依法辯護，在實踐中往往很難取得成功辯護的效果。對于這種情況，辯護律師要做好被告人家屬的工作，說服被告人家屬，爭取法院努力做好對被害人家屬的民事賠償的調解工作，爭取得到被害人家屬的諒解，就顯得尤為突出和重要，只有獲得了被害人家屬的諒解，才更有可能最終不判處死刑。

例如，湖北羅某搶劫案。

被告人王某提出搶劫出租車，并確定要將司機殺死，被告人羅某、李某(在逃)表示同意。后3人騙乘被害人楊某的出租車外出到郊區，途中王某叫楊某停車，羅某從前面將車熄火撥掉車鑰匙，從前面按住楊某讓其不能反抗，李某從后排坐位用背包帶將楊某勒死。本案中王某、李某作用比羅某均相對較大，但王某犯罪時未滿18周歲，剛好差10多天，依法不能判處死刑，而李某又在逃。被害人家屬又拒絕要賠償，強烈要求判處被告人王某、羅某死刑，最后，一、二審法院迫于多方面的壓力及綜合考慮，將羅某不當地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本律師作為羅某的死刑復核階段的辯護律師，多次與最高法院法官溝通，提出地羅某不應適用死刑的辯護意見，并勸說羅某家人籌到將近20萬元的賠償款交到法院，經過法院多次耐心做被害人家屬的工作，宣講我國的死刑政策，羅某死刑復核案成功不核準。

五、共同搶劫中只有1人死亡的，一般只能判處一名被告人死刑，判處2人死刑要特別慎重

對于共同搶劫犯罪中只造成1名被害人死亡的，一般只能判處一名被告人死刑。但是法院時常會以“”殺人手段特別殘忍，情節特別惡劣，被告人主觀惡性極深，人身危險性極大，被害人、當地群眾和社會輿論反映很強烈的，”等為理由而判處2名以上被告人死刑。面對這情形律師應當加強辯護，以達到對這種情況減少、限制的效果。因1人死亡而判處2名以上被告死刑的搶劫案件，法官在作出判決時一定要慎之又慎。

更在甚至，對致1一名被害人死亡的搶劫案件，有的法院甚至出現判處3名以上被告人死刑的情況，從刑法理論上這明顯不符合罪刑責相適應的刑法基本原則和精神，從我國的刑事政策上也不符合慎重適用死刑的刑事政策，也不符合民眾的“一命抵一命”的樸素正義觀念。這樣濫用死用，其判決的社會效果與法律效果都不會好，應當嚴格禁止。

然而，對于如果共同搶劫致多人死亡的共同犯罪案件，而多名被告人之間罪責相當、難分大小的，法院則會有很大的判處多名被告人死刑的可能。對這種情況究竟應判處幾人死刑，重點應認真區分各被告人本身罪責的大小，而不是機械簡單追求判處死刑的人數與被害人人數的一樣。

六、對于未造成被害人死亡或者嚴重殘疾的搶劫案件，一般不會被判處死刑。

對于共同搶劫犯罪，如果沒有造成被害人死亡或者嚴重殘疾的犯罪后果，即使搶劫數額巨大，通常情況下一般也不會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但如果搶劫行為具有其他嚴重情節，且造成的后果很嚴重的，如導致被害人因驚嚇過度而精神失常，則對其中罪責最嚴重者也會有判處死刑的可能。即使是多次共同搶劫案件，如果被告人作案時犯罪手段有所節制，沒有造成被害人死亡，而僅造成一名被害人重傷或者只有輕傷的，如果受重傷人數不多，一般也不會被判處死刑。

例如云南被告人張某伙同他人多次搶劫，致其中一人重傷，系主犯，但張某某在搶劫時持具有殺傷力的仿真自制手槍卻未使用，對暴力行為有一定節制，歸案后認罪態度好，最后法院判處共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但是，對于多次共同搶劫，造成了有被害人重傷，已經嚴重影響當地社會治安的案件，人民法院考慮到為了維護當地社會穩定，爭取裁判的良好社會效果，對其中罪責最重者有可能會被判處死刑。

七、對于無法明確查清直接致死被害者的案件，不應當適用死刑。

在具體的實踐中，時常會出現些案件因為證據問題，比如由于各共同犯罪人之間相互推諉或者部分共犯在逃原因等，常常會導致直接致死被害人的責任人無法查清的情況。這種情況與不同于責任難以區分。責任難以區分指的是犯罪事實已經查清，只是從法律上進一步區分各被告人的罪責大小有困難。而這里所說的情況是是，整體犯罪事實已經清楚，確定是各被告人共同所為，但在直接致死被害人的這一關鍵環節上無法查清，無法具體查清直接致死被害人是誰。對于這種情況，法院不應輕易判處死刑。

例如：山東段某搶劫案

被告人段甲和段乙系親堂兄弟，二人共同預謀搶劫殺人，二人均積極準備犯罪工具，段先持匕首朝被害人的致命部位胸部猛刺一刀，幾乎在同時段甲用射釘槍朝被害人頭部射擊一槍，鋼釘直接射入被害人頭部，隨后段乙又接過段甲的槍朝被害人補射一槍。隨后二個共同將被害人拋棄在一廢棄的水井中，當三個多月發現尸體后，經法醫鑒定認為二種行為均有可能致被害人死亡，無法確定被害人死亡的直接原因。本律師就多次向法院提出“本案中被害人死亡的直接原因無法查清、無法區分二被告人罪責大小，不應判處被告人死刑”的辯護意見。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即使是無法查清直接致死者，如果綜合全案情況能夠確定罪責相對較大的，法院仍然很有可能會判處罪責較大者死刑立即執行;

例如，有的案件即使無法查清直接致死的被告人，但能明確系其中一人提起犯意，并在一定程度上起指揮作用的，可以確定此被告人為責任相對較大，對其可判處死刑。在3人以上共同犯罪案件中.如組織、策劃、指揮者明確，即使此人的犯罪實行行為相對較輕，而另外兩被告人查不清系誰直接致死被害人的，法院仍然很有可能對指揮者判處死刑。

但時，對于如果確實無法區分罪責大小而同時又無法查清直接致死原因的，一般不會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八、同案犯在逃的搶劫案件的死刑辯護指引

對于多人共同搶劫案件，實踐中經常會出現有部分同案犯在逃或另案處理的情況，對于這種情況，給辯護律師提出更大的難度和挑戰。有的共犯在逃案件，將會導致導致難以確定被告人的罪責及主從犯地位，而有的共犯在逃案件犯罪事實仍然很清楚、被告人的罪責卻比較清楚。我要求辯護律師能正確區別不地的情況，提出正確的辯護思路，具體操作指引如下：

1.對于如果在案證據能清楚證明先到案的共犯的罪行系最為嚴重的主犯的，即使有其他共犯在逃，也不會影響法院對先到案的共犯罪責的認定，法院會對其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因此，對于這種情況，律師辯護的重點是能進出合理的理由，讓法院確信其他同案共犯的在逃將直接導致不能確定在案的被告人是罪責最大的主犯。

2、如果其他先到案共犯已經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即使后到案被告人罪責與前者已經被判處死刑的同案犯罪責相當，法院一般也有不會再判處后到案的被告人死刑立即執行。

如湖南被告人王某搶劫案。被告人王某、李某共同搶劫致一人死亡，兩人罪行相當、很難分清罪責大小。但王某歸案時李某已于二年前執行死刑。律師提出“對于僅造成一名被害人死亡的本案，在已執行一名被告人死刑的情況下，本著嚴格控制及慎重適用死刑的政策，對于后到案的罪責相當的王某，就不應再判處王某其死刑”的辯護意見最終得到法院采納。

3.如果有同案共犯的在逃導致不能確定在案被告人系罪責最重者，即使在客觀上在案被告人確實是罪責最終者，人民法院在量刑時一般仍會留有余地，一般不會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但是，對于有些共犯在逃的案件，有的地方法院考慮到在逃者歸案遙遙無期，不知何時才能抓捕歸案，法院往往會為了追求嚴懲的效果以及出于維護當地社會治安以及安撫被害人家屬等功利因素的考慮，不當地對在案被告人判處死刑。這要引起辯護律師的高度重視。

4、對于先到案的共犯因當時難以確定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而沒有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對后到案共犯的量刑，在查明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后，法院一般會按照下面的原則處理：

第一，如果后到案的共犯與先到案的共犯相比，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更重、作用更大，或者即使只與先到案的共犯地位、作用相當，且都達到了“罪行極其嚴重”的程度，則法院都很可能會對后到案的共犯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此時，在罪責相對的同案犯沒有被判處死刑的情況下，對于后到案的罪責基本相當的被告人有很大的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可能性及風險。

第二，如果后到案的共案犯與先到案的共犯相比，其在共同犯罪中地位更輕、作用更小，則不能對后到案的共犯判處死刑。但有些地方法院也常常會考慮到因為先到案的罪行較大的共犯沒有判處死刑，從而對后到犯的罪行相對較輕的被告人判處死刑的情況。

第三、而另一種不當情況時，有些法院考慮到因為沒有對先到案的應當判處死刑的共犯沒有判處死刑，轉而以事實不清或者原判確有錯誤為由，依職權對先到案的已服刑的共犯啟動審判監督程序，與后到案的共犯一并審理，改判先到案的共犯死刑立即執行。

共同犯罪案件中共犯在逃的情況在實踐中在所難免，對先到案共犯本著慎重適用適用死刑的原則而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是正確、妥當的做法。除極端告別特殊的情況之外，法院應當維護已生效判決的權威，不應當輕易啟動審判監督程序。如果法院通過啟動審判監督程序的目的就是為了判處一個被告人死刑，實際上不利于維護原判的穩定性和權威性，也不符合慎用死刑的政策精神，取不到較好的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