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功制度從依附到獨立，是一個不斷健全和完善的過程。在實踐中有效的分化犯罪分子，預防和控制犯罪，保護人民合法利益維護社會治安起到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國的立功制度還不夠發達，雖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制度性缺陷以及現實情況的復雜性，我國的立功制度尚存不足。主要表現在：

(一)價值取向上急功近利

我國刑法中的立功制度對公平與效率兩大價值均有體現，但1997年修訂刑法中對效率價值的過度追求，使得立功制度的功利趨向太明顯，最突出的表現在《刑法》第68條第2款。該款規定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現的應當減輕或免除處罰，“應當”是一個強制性規定，“犯罪后自首”中的“犯罪”在此也沒有程度輕重，是否有暴力手段之別，“因此，依據罪行法定原則，不管多么嚴重的犯罪只要行為人同時具備自首和重大立功表現的，司法機關對其必須做到減輕處罰或免除處罰，一律減免的立法貫徹起來十分艱難，主要容易導致罪與刑的嚴重失衡，有悖于人們的公平觀念，就連司法界強調必須堅持嚴肅執法的同志也發出了“不能忘記我們的國情，如果懸殊過大，則可能事與愿違，造成社會不安定，的感嘆。有的學者一針見血地指出：“僅僅因為存在一個減輕處罰的事由就判處比不具備減輕事由案件的犯罪人相差如此懸殊的刑罰，顯然很難說是合理的，該款的規定何以會出現這么多問題?筆者認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的價值取向過于急功近利，違背了一個基本的刑法信仰：公平優先。

(二)處罰原則上存在空檔

我國《刑法》對立功犯的處罰規定，分三種情況：犯罪分子揭發他人犯罪行為，查證屬實的，或者提供重要線索，從而偵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現為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犯罪分子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犯罪后自首且有重大立功表現的，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筆者認為，我國現行《刑法》對于立功表現的處理留下兩個比較明顯的空檔：

1、《刑法》第68條對“立功表現”、“重大立功表現”以及“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現”三種情況的處理均一一做出了規定，但卻未規定“自首又有立功表現”的處理情況，導致這種情形下的處罰，沒有法律依據。針對這種立法現象，學者間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學者認為使得對“自首又有立功表現”的處理“無據可依，形成一個空檔”，乃是立法上的漏洞，有的學者則作出了不同的解釋認為《刑法》第68條第2款包括三層意思：一是犯罪后自首，又有立法表現，如果罪行較輕可以減免;二是犯罪后自首，又有立功表現，如果罪行較重，可以減免;三是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現，應當減免。持此種觀點的學者指出：“前兩層意思已包含在第三層意思之中是不言而喻的，作為立法技巧不必逐一列出。在司法實踐中可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和自首立功的差異，分層次適用法律，做到罪刑相適應，從現行《刑法》第68條第2款規定并不能順理成章地推出來三層意思，而且這樣的“立功技巧”與罪刑法定原則是背道而馳的，也不足取。

2、《刑法》第68條第2款規定：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現的，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如果犯罪后自首的，又有重大立功表現的，且所犯的罪行特別嚴重，應作如何處理?勿庸置疑，此為另一處理空檔，刑法無明文規定，無法可依。

(三)適用主體上缺少單位

《刑法》中對立功主體僅籠統地規定為犯罪分子，這個概念是僅指自然人，還是包括法律擬制人在內?刑法沒有明確規定，導致立功主體是否包括單位，在司法界產生較大的爭論。

根據《刑法》第30條的規定：“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法律規定為單位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該條規定了單位犯罪，從而使單位和自然人一樣成為獨立的犯罪主體，即具有獨立意識形態和行為能力。既然確立了自然人立功制度，為什么不能確立單位犯罪的立功制度。況且，制度的確立同樣起到鼓勵相關犯罪單位或者有關責任人員積極主動的檢舉揭發其他違法犯罪或者為司法機關提供線索或者協助司法機關抓捕犯罪嫌疑人。這對于打擊犯罪，維護社會治安有利無弊，甚至可以節約司法成本。反之，實踐中對于相關犯罪單位或者有關責任人員的立功行為只能以單個自然人立功來處理，這也違背了單位犯罪立法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