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刑法》規定的對假-釋的適用條件，不利于假-釋的擴大適用。

(一)假-釋的限制性條件

我國《刑法》第81條第二款規定，“對累犯以及因殺人、爆炸、搶劫、強奸、綁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釋。”第一款規定，“被判處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執行原判刑罰的二分之一以上，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實際執行十年以上，如果……，可以假-釋。”，這兩款的限制都存在著過于苛刻的問題。

罪犯的犯罪情況是復雜的，不能一概而論，更不必因噎廢食。累犯與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暴力犯罪分子給社會治安、公共安全和公民的人身權利造成了極大的危害，其人身危險性大，社會危害性大，對這類罪犯的改造比初犯和輕型犯需要更長的時間，這也是罪刑相適應原則的必然要求。然而，累犯與重刑暴力犯雖然人身危險性大，但由于犯罪人在年齡、性格、體質、反社會心理、犯罪前后的表現、個人生活心理等方面的不同，其人身危險性程度必然存在差異。成年犯與未成年犯、身體健康思想定型與老、弱、病殘等己明顯喪失作案能力的罪犯應有所區別，不可否認，在這類犯罪中一些人作案手段殘忍，危害極大。但是從總體上看暴力犯罪有相當一部分是因為民事矛盾激化而引發的，如戀愛、家庭矛盾、鄰里糾紛、上下級關系等處理不當而引發。甚至有的人是在受到不公正待遇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實施的犯罪。即使犯罪的基本情況都相同，每個罪犯的主觀惡性也存在著差別，有的罪犯是積極的追求實施犯罪，有的罪犯則是在極度無奈，或非理性狀態下實施的犯罪，對后者處以與前者相同的懲罰，在《刑法》上有失公允。因此，刑罰處罰就應當與犯罪人的人身危險相適應而作出必要的調整，這也是行刑個別化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假-釋作為一項法律制度，在確定其適用對象時，應體現平等的原則，否則，規則本身的正當性就有疑問了。“對累犯以及因殺人、爆炸、搶劫、強奸、綁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釋。”的規定剝奪了部分確有悔改表現，不致再危害社會的重刑暴力犯罪的假-釋資資格，有違社會一般公平、公正的原則，也背離《刑法》目的，不利于這部分罪犯的改造。

據統計，我國累犯約占押犯總數的12、5%，原判十年以上的暴力型服刑人員占押犯總數的33、8%，可見，限制假-釋的對象所占比例是不低的。我們曾到某監獄對累犯和十年以上的暴力性服刑人員進行了調查，其結果表明：被調查對象中80%是因為內部矛盾激化而犯罪，被傷害對象中大部分是親友或熟人。這些服刑人員現在平均年齡是34歲，平均刑期是17年。50%的為已婚。他們中的多數在入監后為自己的一時沖動而造成的重判后果感到得不償失，已婚者為因此而造成的妻離子散而后悔，擔憂自己子女的成長，希望能通過在監服刑時自己的主觀努力而爭取早日出獄。這些人中的一部分人在獄內確實表現較好。從調查中至少可以反映出兩個問題：一是并非所有這樣的服刑人員都主觀惡性很深;二是一部分服刑人員在獄中確有悔改表現并已予以減刑。根據國外的研究表明：一般說來，長刑暴力犯釋放后的重犯率較短刑犯為低，這一方面與他們在獄中的較長時間的痛苦體驗有關，另一方面是這類犯人中一部分人在釋放以后并不容易發現類似他們第一次犯罪時的特定的情形和背景。另外還有的研究表明：暴力犯罪的一個重要特征是需要強壯的身體，當這類服刑人員超過年齡的高峰期(18～25歲)以后，年齡越大，再犯的可能性越小，因而對于判處10年以上的暴力服刑人員不準假-釋的實際意義并不是很大。有的學者認為：累犯有危害國家安全的累犯和一般累犯，一般累犯中又有同種累犯和異種累犯，對異種累犯，則可以從“不得假-釋”的對象中剔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