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某與劉甲、劉乙、張某四人原系朋友關系，經常共同吃吃喝喝并進行一些偷盜等違法犯罪活動。后因瑣事，金某與劉甲發生矛盾，導致劉甲、劉乙、張某三人與金某疏遠。某日，金某與其他朋友在餐館吃飯遇劉甲、劉乙、張某三人，挑釁說“既然不是兄弟那就是敵人，哪天咱們干一下子”，造成雙方再次口角。飯后，金某打電話給劉甲“我在火車站北廣場等你們，你們仨別拉松套，咱干一下子”，劉甲、劉乙、張某遂趕往約定地點，其中張某并邀集其兩名朋友齊某、石某一同到場。到達約定地點后，劉甲一方從車上拿下鎬把等工具，已在場等候的金某見劉甲等到場，首先用隨身攜帶的砍刀砍傷劉甲，后雙方均動手互毆，至警察到場制止。經鑒定，本次斗毆造成金某輕微傷，劉甲輕傷，劉乙輕微傷后果。

【分歧】

該案審理中，對劉甲、劉乙、張某、齊某、石某以聚-眾斗毆定罪處罰均無異議，但對金某定罪出現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金某雖持斗毆故意，但無聚-眾行為，其造成對方一人輕傷，應以故意傷害罪定罪處罰。另一種意見認為，金某持斗毆故意，同時約對方多人與之毆斗，符合聚-眾斗毆犯罪構成，應以聚-眾斗毆定罪處罰。

【評析】

筆者同意以聚-眾斗毆罪對金某定罪處罰的觀點，并有以下兩個角度上的理論支撐：

1.共犯理論視角

有觀點認為，共犯是行為人之間達成協作犯罪的意思聯絡的行為，而這種協作合意具有指向的一致性。聚-眾斗毆犯罪中，對立雙方之間邀約互毆，行為指向互為對方，不具有指向的一致性，故雙方之間不構成共犯關系。筆者認為，聚-眾斗毆犯罪是刑法上最具典型意義的對向犯，該罪的典型形式是對立雙方達成互毆合意并實施互毆，共同形成破壞社會公共秩序的后果，雙方均成立犯罪，且構成同一罪名，處罰亦以雙方同時處罰為原則。這符合必要共同犯罪的典型特征。否認斗毆雙方構成共犯的觀點，其邏輯局限在打斗行為具體作用對象的不同上，沒有把著眼點放在侵害法益也即客體的共同上，進而忽視了共同形成參與斗毆合意、共同到場打斗、共同造成社會公共秩序破壞后果的諸多共同性。所以，除非一方無斗毆故意的不典型聚-眾斗毆場合，聚-眾斗毆審判實務中，應以雙方間構成共犯為理論基礎予以研究。認為本罪雙方之間構成共犯，此中之“眾”，即為持斗毆故意的雙方人數之和。本案中金某一方雖為一人，但雙方人數整體為眾，仍應以該罪定罪處罰。

2.解釋學視角

本案中，金某出于報復和逞強斗狠動機，主動挑起事端，向對方多人發出邀約“甩點”打斗，并首先持械攻擊對方，引發兩方械斗，造成多人輕傷輕微傷后果和現場社會公共秩序的嚴重破壞，金某行為性質較之劉甲一方更重。現劉甲一方已確定構成聚-眾斗毆犯罪，且其因持械還應以加重法定型處罰之下，金某因己方人數問題面臨出罪可能，這是不能為善良的民眾接受的，當然更不能為劉甲一方所接受。較之為輕的一方構成本罪，而較之為重的一方不判定本罪而另定一輕罪(假如劉甲一方無輕傷后果，甚至要不認定為任何犯罪而只被行政處罰)，也不符合“入罪舉輕以明重”的當然解釋邏輯。所以，對金某有以聚-眾斗毆定罪處罰的必要性。

在有以本罪處罰的必要性之下，其可能性就涉及對本罪概念的解釋，即能否通過對聚-眾斗毆概念文義進行解釋，使金某的行為事實能被涵射于聚-眾斗毆犯罪規范(條文)之中。

由于有斗毆(對立雙方相互打斗)這一中心詞限制，我們通常把“聚-眾斗毆”理解為糾集多人與他人打斗，進而對“聚-眾”理解限制于糾集己方多人的框架中。“聚-眾”詞目解釋為：聚集群眾;把許多人召集在一起。但以毆斗意圖向對方多人發出邀約，要其來與己方毆斗，此中“邀約對方多人”與邀約己方多人一樣，并未超出“聚-眾”詞目解釋以及聚-眾斗毆罪中“糾集多人”的語義范圍。將向對方多人發出毆斗邀約解釋為“聚-眾”，雖是對常規、經驗性理解的擴張，但仍未突破“聚-眾”一詞的文義射程，這使聚-眾斗毆語義作擴張解釋成為可能。

在擴張解釋存在必要性和可能性之下，本案中，我們應對“聚-眾”作擴張解釋，對金某行為按聚-眾斗毆定罪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