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中的共同犯罪如何認定

四種虛開行為方式中，“為自己虛開”是一種獨立的行為方式，與其它三種虛開行為方式之間無關聯;“為他人虛開”和“讓他人為自己虛開”有密切聯系，依存于對方的行為而存在;“介紹他人虛開”只存在于“為他人虛開”和“讓他人為自己虛開”之中。可以看出，“為他人虛開”、“讓他人為自己虛開”、“介紹他人虛開”的三種行為方式的實施必須依存于他人的虛開行為方式。那么這種依存方式是否適用刑法總則中共同犯罪的理論呢？

刑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規定：“共同犯罪是指兩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刑法分則規定的一人能夠單獨實施的犯罪由二人以上共同實施時，就是任意共同犯罪，如故意殺人、放火罪，既可以由一人單獨實施，也可以由兩人以上共同實施;刑法分則明文規定的必須由二人以上共同實施的犯罪，就是必要共同犯罪，如刑法分則規定的聚眾持械劫獄罪。對于任意共同犯罪與必要共同犯罪的處罰方法是不同的。根據刑法理論通說，認為對于任意共犯，應當根據刑法分則的有關條文以及總則關于共同犯罪的規定定罪量刑;而對于必要共犯，通常直接根據刑法分則的規定定罪處罰。對合犯是與多眾犯相對應的一種共同犯罪形式，兩者均是必要共犯。

根據上述理論來看，為自己虛開是任意共犯，“為他人虛開”和“讓他人為自己虛開”則是對合犯，介紹他人虛開則是為對合犯的產生起著撮合作用的幫助犯。司法實踐中法院對出票方與受票方或有介紹方同案處理時，判決書中仍適用刑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區分主從犯或適用共同犯罪條款不區分主從犯，在認定出票方或受票方為單位犯罪時，對不具有單位人員身份的介紹者也適用刑法二百零五條第三款，出現了罰不當罪的情形。

刑事辯護律師認為，“為他人虛開”和“讓他人為自己虛開”的確具有對合性的特征，“為他人虛開”必定有“他人”的接受行為，(接受行為可分為直接接受和間接接受，直接接受是指受票方直接讓出票方為自己虛開，間接接受是指受票方通過居間介紹者為自己虛開)而讓他人為自己虛開則必有“他人”的虛開行為，即出票方的虛開行為。沒有出票方的出票行為，或沒有受票方的接受行為，均構不成“讓他人為自己虛開”和“為他人虛開”的行為方式。立法將這兩種虛開行為方式規定為獨立的虛開行為，只是適用同一罪名，故這兩種情況下的對合行為，應比照實踐中對行賄與受賄行為、重婚行為、拐賣婦女、兒童與收買婦女兒童行為的處罰，不再適用刑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的規定，不區分主從犯，宜直接根據刑法分則定罪處罰。

“讓他人為自己虛開”和“為他人虛開”這一對合關系不應當適用總則規定，但問題到此遠沒有結束。在這一對合關系的發生中起到了牽線搭橋的作用的居間介紹者，其是與開票者成立共同犯罪還是與受票方成立共同犯罪，抑或單獨成立個人虛開犯罪

一般而言，介紹行為是幫助行為，可以與實行行為構成任意共犯，但刑法第二百零五條第四款將“介紹虛開”規定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行為之一，即虛開(實行)行為。刑事辯護律師認為，介紹行為一旦被刑法規定為實行行為，就失去其幫助地位，一般不能與其相關的虛開行為成立共犯關系。理由在于：(1)立法之所以將介紹行為規定為虛開行為，是針對現實生活中出現的為牟取非法利益，純粹的、游離于雙方的職業化中介人，對介紹虛開的行為直接認定虛開行為并予以獨立定罪，排除對刑法總則共同犯罪的適用。否則，刑法第二百零五條第四款的特別規定則失去意義。(2)有悖于法律規定。幫助行為附屬于實行行為，不具有獨立性，而“介紹他人虛開”是虛開行為的具體表現之一，具有獨立性。(3)將行為人主觀上無共同犯罪故意的聯絡，客觀上又各自實施刑法規定的獨立的實行行為認定是共同犯罪是錯誤的。刑法規定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是指有為他人虛開、為自己虛開、讓他人為自己虛開、介紹他人虛開行為之一的，那么行為人實施了上述四種行為時，是否構成共同犯罪。一、為他人虛開1、行為人為牟取非法利益，注冊公司騙購增值稅專用發票進行虛開，即所謂的“開票公司”。

同理，“讓他人為自己虛開”和“為他人虛開”立法都規定為是虛開行為的具體表現之一，可以推論出，“刑法分則的特別規定可以看作是刑法總則規定的例外，旨在表明上述四種行為方式都是虛開行為的具體表現之一，每種行為均可直接認定為虛開行為并予獨立定罪。”

因此，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中的四種虛開行為不成立共同犯罪關系，不適用刑法總則有關共同犯罪的規定，應當直接以刑法分則的規定定罪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