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治國家建設的需要

法治國家建設是我國政治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行政問責法治化對依法治國實踐和法治文化塑造有著重要作用。西方有句名言：“政府守法才是法治”，我國也有古訓：“治國者必先受制于法”，現代法治實踐也證明，依法治國的重心在于依法治理國家機器，而國家機器的運行主要依賴于國家公權力的直接行使者，即各級國家官員，在我國主要表現為各級行政工作人員，所以，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行政工作人員必須首先遵守法律、依法辦事。對行政工作人員進行問責是促進其遵守法律、依法辦事的重要途徑，而要使行政問責取得實效，就必須保證問責的公平公正。在現代社會，問責法治化是保證問責公平公正的最佳選擇。法治國家建設需要以相應的法治文化為基礎，否則會導致“貌合神離”的結果。悠久的封建人治歷史造成了我國法治文化的淡薄和缺失，這其中尤其以官本位思想對法治文化的沖擊最大，要破除官本位思想并塑造現代法治文化，則真正做到法律面前“官民平等”無疑是最有效的路徑，行政問責法治化建設就是通過公平、公正、公開地對行政工作人員進行問責，確保“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實現，從而樹立法律權威、塑造法治文化。

(二)社會和諧進步的需要

和諧社會并非是一個沒有矛盾、糾紛和沖突的社會，而是一個矛盾、糾紛和沖突產生后能夠尋求到切實有效的救濟途徑和解決機制的社會，而行政問責法治化就是重要的救濟途徑和解決機制。社會和諧的構成因素是多元的，從權力和權利的構成角度看，包括公權力之間的和諧、私權利之間的和諧、公權力與私權利之間的和諧，這三對組合的和諧構成了現代社會和諧的基礎。在現代國家結構中，公權力的行使者實質上處于權力和權利三對組合的樞紐地位，因為公權力的行使涉及到權力和權利三對組合之間的利益分配。在我國，行政工作人員對公權力的不當或非法行使，不僅會因為公權力的缺位或越位而直接破壞公權力之間的和諧以及公權力與私權利之間的和諧，而且會因為公權力對利益的非正常調整而直接或間接影響私權利之間的和諧，而行政問責法治化是糾正公權力不當或非法行使的有效機制，從而促進整個社會不斷趨向和諧。同時，行政問責法治化不僅使不當或非法行使公權力者受到應有的懲罰，而且還使其他公權力行使者受到教育和警示，從而凈化官場環境、提高官員素質、推進政治和諧，為整個社會走向和諧發揮有效的引導和示范作用。

(三)公民權利保障的需要

公民權利受到侵害包括其他私權利的侵犯和公權力的侵犯。前者是平等主體之間權利糾紛。改革開放后，為順應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調整平等主體之間權利義務關系的民商法制建設已相當完備，加之主體的平等地位決定了主體對權利的理性預期，從而使受私權利侵犯的公民權利的保障相對有力、有效。而受公權力侵犯的公民權利的保障尤顯艱難，因為我國行政法制建設遠不如民商法制建設完備，且公私主體地位實質上不平等;另一方面自古來官重民輕的思想根深蒂固、官強民弱的局面尚未改變，從而造成官侵民易、民告官難。所以公民權利易于受到侵害而難以實現救濟的主要領域存在于公權力對私權利的侵犯(包括直接侵犯和間接侵犯)。行政問責法治化對領導干部的履職行為進行嚴格的法律規制，有利于防止公權力對私權利的侵犯，同時，問責法治化對不當或非法行使公權力者的懲罰和對公民權利的救濟的法律規制，也使受侵害公民權利的救濟多了一條有效的渠道。另外，問責法治化對侵犯公民權利的公權力行使者懲罰的公開性、公平性、公正性，也有利于提高公民的權利意識、培育社會的權利文化，從根本上加強公民權利保障的思想基礎。

(四)反腐倡廉形勢的需要

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種體制、任何一個執政黨都會面臨公權力泛濫成災的威脅，都會反對公權力的濫用、提倡公權力的廉潔，因為這是關系國家興衰、體制存廢、執政黨能否持續執政的關鍵。但不同的國家、體制、不同的執政黨取得的實質效果有優劣之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對反對公權力濫用、提倡公權力廉潔的根本動力的認識和基本方略的確立具有本質性和全局性，而現代社會的反復實踐證明，其根本動力在于公眾參與，其基本方略在于法治建設。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尤其是取得執政地位后就一直把反腐倡廉看成是關乎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經過幾十年堅持不懈的努力，反腐敗斗爭取得了豐富經驗和明顯成效。然而，為適應市場經濟快速發展、政治文明逐步提高的現實需要，我國反腐倡廉建設還必須從體制機制上進一步深化和變革，尤其與社會主義的國家本質和黨的中華民族先鋒隊的性質相一致，我們必須肯定并強調公眾參與是反腐倡廉的根本動力、法治建設是反腐倡廉的基本方略。

行政問責法治化就是以公眾參與為核心理念、以法治建設為基本路徑的問責機制建設，它與權力問責和制度問責的根本區別在于它以多數人的意志為依據、以多數人的利益為宗旨，它契合了現代反腐法治建設的需要，克服了以往問責不統一、不穩定、不徹底的弊端，所以能有力推進我國反腐倡廉體制機制的創新，并促進我國反腐斗爭取得更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