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特別是現代行政管理，行政權的行使是與行政裁量密切相聯系的。韋-德指出，“現代政府管理要求盡可能多且盡可能廣泛的裁量權，議會法案起草者也竭力尋找能使裁量權變得更為廣泛的新的措詞形式，議會在通過這些法案時也無意多加思量”。但這是為什么呢?為什么行政權的行使總是與行政裁量密切聯系?議會法律為什么要授予行政如此廣泛的裁量權呢?行政裁量對于行政權的行使是必需和必要的嗎?

對于行政裁量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我們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四點：其一，行政管理事務的無限性與法律的有限性的矛盾使然。行政機關每天要處理大量的有關國家經濟、社會、文化等廣泛的事務，這些事務有的涉及政策選擇，有的涉及規劃設計，有的涉及突發事件應對，等等。這些均需要執法者不斷適應新情況，新變化而決定行為路徑和行為方式。顯然，法律不可能事前對這些事項完全加以明確、具體的規定，不可能事前對之都給出準確界限和確切的行為規范，法律不得不賦予行政機關以相機行事的廣泛的裁量權。其二，行政管理事務的專業性與立法者的非專業性的矛盾使然。在現代社會，行政管理所涉事項往往具有很強的專業性和技術性。而作為立法者的議會議員、人民代表，大多為政治人物、具黨派背景，他們對立法所調整的特定事項，特別是涉技術性較強的事項，往往缺乏專門知識，甚至是外行，故他們就相應事項立法時，只能規定一般原則，具體細則不得不留給對相應行政事項通常具有專門知識、專門經驗和專門技能的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裁量處置。其三，政治、政策需要相對靈活性和法律需要相對穩定性的矛盾使然。行政與政治、政策密切聯系。正如韋-德所說，行政決定的作出必須基于政策，以公共利益為目的。而現代法治則要求行政必須嚴格依法，不允許違法行政。

為協調法治與政治二者的關系，使之不發生沖突，立法者制定法律時自然要給行政留下一定裁量空間，使執法者執法能適當融入政策的考量。其四，形式正義要求公平性與實質正義要求公正性的矛盾使然。行政裁量存在的另一個重要理由是，協調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的關系。立法只能針對不特定的人而制定，對任何人平等對待，一視同仁是形式正義的要求。但現實生活是千差萬別的，處在同樣法律關系中的人，實施同樣法律行為的人的情況(經濟狀況、身體條件、智力水平、社會背景以及由此決定的行為目的、動機、行為方式、行為結果等)是千差萬別的，法律不可能針對千差萬別的情況做出千差萬別的規定。對此，立法者可以有兩種選擇：一是完全不考慮千差萬別的情況，對同樣的行為統一做出同樣的規定，不給予執法者任何裁量的余地，以保證形式正義;二是基于現實生活的千差萬別，立法者在確定規則時留下彈性空間，賦予執法者以“不同情況，不同對待”的較廣泛的裁量權，以保證實質正義。德國行政法學家毛*爾指出，“裁量主要服務于個案正當性。行政機關處于這種情形之下：既要按照法定目的觀考慮(法律目的、合理性)，又要考慮案件的具體情況，從而找出適當的、合理的解決辦法.保障個案實質正義是行政裁量存在的最重要的根據。即使裁量權有被執法者濫用的風險(法律自然應將這種風險控制到最小限度)，為盡可能追求個案可能的實質正義，裁量權仍不能不賦予執法者，執法者亦不能為顯示自己的“公正”形象和避免不公正嫌疑而放棄裁量權的行使，例如，用裁量基準將裁量權限制到最小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