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尋思“非營利性”

一、短訊遐思

二OO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法制文萃報》第一版右上方緊靠“報眼”及通欄標題的下方，在“信息集萃”小欄目的第一則刊登了題為“我國公證機構設置明年脫離現有司法行政層級”的短訊，內容全文如下：

“我國現行各級司法行政機關管轄相應級別公證機構的模式明年將徹底改變。司法部部長張福森日前透露，司法部明年將重點推動公證制度改革。改革的目標是實現公證機構執業的獨立性、平等性、專業性和非營利性。屆時，公證機構的設置將不再按照現有的司法行政層級方式進行。

“據介紹，公證法(草案)已經國務院原則通過，預計明年出臺。屆時將從法律層面確立中國特色公證制度的基本框架(12月3日《新京報》廖衛華文)”。

這則短訊除了傳達我國公證制度改革將使公證機構層級設置改變之外，公證機構還具有“四性”(即“獨立性、平等性、專業性和非營利性)，且傳達了我國的《公證法》將于二OO五年“出臺”的信息。對于《公證法》的出臺，是公證界期盼已久的事，沒有什么新奇。

對于這“四性”，給筆者有一種“似曾相識”之感。因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援助條例》的制訂和頒布施行前，就有過“三專”的說法(即我國的法律援助工作要做到“專門機構”、“專項編制”和“專用經費”)，而且甚是鼓舞人心。那時候，這“三專”向全國人民展示了我國法律援助廣闊而美好的圖景。可是到后來實施起來雖然也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但卻沒有得到很好落實。連有些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也只是掛了個牌子便罷;招貼畫上的那個老太婆仍在流淚。如今，在《公證法》制訂頒布施行前，又出了一個“四性”。但愿，這“四性”千萬不要出現與“三專”相類似的命運，并由此引起無限遐思：

所謂獨立性：是指公證機構辦理公證，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任何個人干涉，依法獨立行使公證職能，獨立承擔責任。而在實際工作中，干涉公證機構依法辦理公證事務的現象也不是很普遍，只在收費問題上想力求“少些”、“再少些”的現象就時有出現。所謂平等性：是指公證機構之間沒有隸屬關系。公證機構只有地域管轄，專屬管轄，沒有級別管轄。這也沒有什么問題。

專業性：是指公證機構是專門負責辦理公證事務的機構，除了根據國際條約或國際慣例，我國駐外國使、領館可以辦理公證之外，其他任何組織、機構均無權辦理公證。至目前為止，也沒有任何動態和跡象對此構成威脅。非營利性：是指設立公證機構不以營利為目的。這一點最容易和最迅速讓人省悟到的就是：公證具有服務性質。想到此，已基本可以肯定：“四性”不會有“三專”的遭遇。因為：“四性”基本上是司法行政自己(內部)有權決定，不會過多的倚仗“別人”。而“三專”，則更多的要看“別人”的臉色。然而，在“四性”當中，自己還是覺得對“非營利性”的領會興尤未盡，決意進一步深究。

二、哦，“非營利性”

為了探尋“非營利性”的內容和含義，我首先采用了人們慣常采用的方法：查看詞典。詞典里沒有“非營利性”的條目，于是我就查看了“營利”。里面是這樣解釋的：“營利：謀求利潤”。①那么“非營利”，不就是“不謀求利潤”了么?!不肖說：“非營利性”就是指具有“不謀求利潤的性質”了。

而“非營利性”的法律用語，則是指“不以營利為目的”。“不以營利為目的”和“不謀求利潤”其實是一樣的。

到后來，《公證法》頒布后，法律出版社出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證法釋義》(下稱《公證法釋義》)一書，②和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證法講話》(下稱《公證法講話》)一書，③使我在閱讀之后獲得了更多的、更具體的關于應當如何理解“非營利性”的知識。

《公證法釋義》認為：“非營利性是指公證機構的設立是以非營利為目的的，具有公益性”，①“如果一項公益事業以營利為目的，則勢必與其履行的社會職能相背離”。②

《公證法講話》認為：“不以營利為目的，是指公證機構設立的宗旨，并不是為了獲取利潤并在此基礎上謀求自身的發展壯大，而是為了實現某種公益或者一定范圍內的公益”，“換句話說，公證機構是以滿足公共利益為目的的”，③“公證機構在內部分配上，應當符合不以營利為目的的要求”，“國家在稅收改革上應當給予公證機構優惠政策。”④

《公證法講話》還認為：“公證機構可以收費，但不能追求利益最大化”，“應當根據公證業務的成本”、“結合當地的經濟”由物價部門確定公證收費標準，“公證機構不能擅自決定”,公證機構收費“應當用于機構的發展，而不能用來分紅”。⑤

通過閱讀和理解上述關于對“非營利性”的解釋，使我對“非營利性”有了較為清晰、明確的了解和理解。若用最簡捷的表達方式就是：

成本+稅、費+報酬=公證收費總額

至此，我對“非營利性”算是找到了較為圓滿的答案。但是，卻在頭腦中又反應出這樣一個問題：既然如此，為什么公證業內人士又那么熱衷于具體法定公證事項的立法呢?是否因為他們的公證事務甚少，而通過法定公證事項來攬到更多的工作去做呢?或是認為他們對社會的貢獻太小，為社會公益作出的成績太少，而爭取為社會作出更大的貢獻呢?抑或是由于公證從業人員的報酬太低，想通過法定公證事項來增加收入、提高報酬呢?所有這些，都需要繼續思索、探尋。

三、潛意識中還有些什么

所謂潛意識，就是指潛伏的、隱蔽的意識。這個詞說起來不是很通俗，有些“學院氣派”或“書卷氣息”，主要就在于一個“潛”字。“潛”的原義是指隱藏在水里的意思，后來就引伸為隱蔽、秘密等。①如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的“日星隱曜，山岳潛形”，違法亂紀之人的“潛逃”等。相類似的說法還有“潛臺詞”(戲劇用語)，“潛規則”(游戲用語)之類。

在這里引用“潛意識”，是指那些熱切地主張立法確認“具體法定公證事項”到底還包含有其他什么隱藏的含義、動機或目的。

我國的《公證法》最終沒有規定具體的法定公證事項，但在立法過程中的送審稿曾草擬有下列法定公證事項：

“(一)國家重大建設項目、政府采購項目的招投標，股份公司設立等重要經濟活動;”

“(二)發行、銷毀債券、彩票等涉及社會公眾利益的活動”;

“(三)拆遷房屋等時過境遷難以收集證據的活

動”;

“(四)不動產的繼承、轉讓、贈與、遺囑等重要民事活動”;

“(五)法律、法規規定必須辦理公證的其他事項”。

擬定這些法定公證事項的“明意識”是“為了確保重要經濟和民商事活動的安全和秩序，防止對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公民、法人、其他組織合法權益造成嚴重侵害”，①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就這些事項應當申請辦理公證。

但細察這些原擬的法定公證事項，就可發現都是一些比較“大宗”的經濟、民商事事項，即其“標的”相對較大。“標的”的較大就意味著公證收費相對較高。這就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利”上面去。“利”又包括“利益”和“利潤”。“利益”就肯定包括收費較好且合理，不會有“虧”的感覺，而“利潤”，在這里就講不下去了，因為公證機構的收費是不講“營利”的。

話說到這里，就可以進一步探究原來非常熱心于具體法定公證事項的人們，其心態和潛意識中還包括些什么了：肯定包括“利益”驅動，也就是通俗說的：可以多收費(多抓錢)。這是一種“脫光了”的說法。

還有什么嗎?有!原來“許多公證的從業人員希望《公證法》能明確規定法定公證的范圍，以解決目前證源較少的問題”。②這是一個更現實的問題。原來熱切希望立法確認具體法定公證事項還有這么一個意思。

難怪，無論是追求多收費或解決證源問題，都無可厚非，完全可以堂而皇之地主張，無需掩掩飾飾，“猶抱瑟琶半遮面”。

但是，一方面又主張“非營利”，一方面又想多收費，這有沒有矛盾呢?

按照正面的、非常“陽光”的說法：“非營利”與多收費肯定沒有矛盾。因為：多收費是在“非營利”的前提下或框架內的，收費標準又是國家制定的。無論收費有多高，都不會超出收費標準和突破“非營利”的范圍，即不會“謀求利潤”。只不過是靠增大工作量來增加收入而已。這已經是非常清楚、明白的問題;不再有探究的必要。

然而，帶有“殫精竭慮”思維習慣的人，還是會要問“非營利”和多收費兩者之間到底有多大的距離?其潛意識中是指：多收費會不會已經超出了“非營利”的范圍，已經有了“利潤”了。這就很容易使人聯想到：在某種情況下，“記憶”和“記恨”到底有多大距離?這就是理解的問題了。其分界可以說是如“一根頭發絲”一樣大小。因此，要完全分辯清楚這個問題，會讓人感到為難;甚至，會感到有點兒吃力!

第二章

咀嚼“法定公證事項”

四、誘惑力

法定公證事項，通俗地說就是指法律規定必須辦理公證的事項。這包括兩方面的意思：一是有關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必須向公證機構申請辦理;二是公證機構必須受理給予辦理。

法定公證事項又稱強制公證事項。如果有關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法律規定的公證事項不辦理公證，那么，他們所從事的經濟和民、商事活動就不具備成立和生效的法定要件，其行為就屬無效。一旦發生糾紛，就得不到法律的支持和保護。它和機動車的強制第三者責任保險是相類似的。

當擬議中的公證法要確認法定公證事項的消息傳遍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珠峰腳下、東海之濱的時候，公證人員在現代條件下雖然無需再“奔走相告”，卻也激動不已，喜形于色、

溢于言表。的確：如果按擬議中的法定公證事項能夠通過立法途徑和程序確認下來，那么，公證機構及其人員的存在和發展就多了一份有力的保障;特別是對那些人均年收入不足三萬元的公證機構來說，就增加了“養家糊口”的條件。真是美事一件!

而且，立法確認法定公證事項，是得到最高司法行政機關支持的。《公證法講話》提到：“在《公證法》里規定法定公證問題有兩種寫法。第一種寫法，就是直接寫上具體的法定公證事項。第二種寫法，就是規定法定公證的原則。應該說，第一種寫法是最高目標”，“司法部曾經也想按這個路子走”。①這給公證行業是個很大的鼓舞,并一度認為這已是板上釘釘的事。誘惑力確實不小!

五、翹首以待

在《公證法》未頒布之前，法定公證事項一直是業內人士對《公證法》的熱切期待。因為：他們是學法律、懂法律的人士，知道法律的分量。更因為：他們是公證行業的業內人士，懂行。在談到公證立法，尤其是談到法定公證事項時，他們的那種美滋滋、嘖嘖聲，讓聽到的人們羨慕。法定公證事項向他們展示的是一幅壯麗而美好的圖景。他們翹首以待《公證法》的頒布，其核心和實質就是法定公證事項。

可是，他們當中很少有人想到甚至有的根本沒有想到：真的有可能、有必要通過公證立法確認具體的法定公證事項了嗎?筆者認為：

(一)具體事項是否公證，首先，決定于社會需求而不是國家強制。國家設立公證制度，人們了解公證制度，是否申請辦理公證，當事人自己可以權衡、把握。如果通過公證對他們更有利，他們會自然選擇公證。如某些合同公證就是這樣。如果他們認為無需公證或沒有多大必要，他們自然不會申辦公證。如國內的結婚公證。這在國際上通行的叫法是“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

(二)具體事項的是否公證，取決于事項本身具有的性質或國家其他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定。如某些事項，若不及時保存證據，就非常容易滅失，將來也難于取得。很有必要通過公證程序，確認、保護和保全證據，以備將來發生糾紛之虞。甚至國家相關法律、法規也明令要求保護。如城市房屋拆遷事項的補償安置協議就是如此。

(三)具體事項的是否公證，關乎事項本身的需要或其證明、證據效力。如果某事項未經過權威的部門、機構確認，就容易偽造、變造或其他弄虛作假的現象，失去客觀性，使用起來也失去公正性。如有關出國使用的的出生、生存、死亡、經歷、學歷、學位、職務、職稱，乃至有無犯罪記錄和文書上的簽名、印鑒、日期，文書的副本，影印本與原本相符等，就必須經過公證或相關使領館確認。

以上法定公證事項的特征說明：公證事項的立法確認是有前提、有條件的。不是想立法確認就立法確認的。無論具體事項多么重要，對社會影響多么大，對公證機構有多么大的好處，亦然。

反觀曾經草擬立法確認的公證事項，大都不具備法定公證的特征，有的具備的已由相關行政法規或規章去確認，無需再通過公證立法重復確認。因此，對不符合法定條件和特征的事項，無論怎么翹首以待得到立法的確認，結果也是落空的。是否也可以這樣說：“法律，不相信眼淚”!

六、泄氣

在《公證法》頒布之后，原來被熱切期待的法定公證事項被取消了，只在相關條款中確認了法定公證的基本原則。

這使那些原來翹首企盼公證立法確認具體法定公證事項的人們，就象泄了氣的皮球，一下子就癟下去了。

隨之，各種議論也就來了：

有的說，司法部沒得力!你司法部沒什么大權的，人家沒“睇你的數”(“瞧不起”的意思);中央集權制國家，司法部是小司法;不象“三權分立”國家，司法部是大司法;“人家沒有什么需要求你們的”(這個“人家”是指什么?是指其他司法機關，還是指別的權力部門，不很確切)。

有的說：司法部的領導不得力!沒法“褒得熟”(討得好)全國人大主管立法的領導和核心成員，誰會支持你呢(“你”既指司法部領導，也指法定公證事項，一語雙關)!這不僅說得相當庸俗，而且非常市儈。甚至，還有些其他公然揶揄或帶有貶損色彩的話，不一而足。大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架勢。由于法定公證事項未能在公證立法中得到實現，使得好些人對《公證法》給予公證機構和公證人員的其他有利之處也大受影響，興味索然。這在心情上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失去了具體法定公證事項，就等于《公證法》未能給他們下“金蛋蛋”。但是，客觀地說，《公證法》給公證機構和公證人員的其他有利之處還是值得肯定的(在此不予集中闡述)。

好在被取消了法定公證事項所產生的失落氣氛中，還是有人說：無論你滿意也好，不滿意也好，反正公證已經立法了;既然立法了，就有了修改的條件和可能;有什么要說的，就盡管說吧!對此，有人說是客觀、實在、有道理;也有人說是“阿Q精神”——精神勝利法。莫衷一是!

還好在法定公證事項的未被確認，仍不是世界未日：早晨，太陽還是從東方升起，晚上，太陽還是從西邊下山;“走了太陽，來了月亮，又是晚上”;①時間在繼續，公證事業也并未因此而走向衰敗，更不會消亡，仍然是繼續存在，還要謀求發展。

說不定：法定公證事項的被取消，對公證機構和公證人員也存在著別的好處呢!天知道：“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②世界上的萬事萬物均處在矛盾和運動中……

七、明智之舉

事到如今，我們已經知道：“許多同志都期待著《公證法》能規定一些法定公證事項但最后還是未能如愿”，“這里面有幾個原因：一是從立法慣例上講，法定公證事項一般都是通過實體法律體現;二是法定公證觸及相關部門的管理職能，面臨的

阻力很大;三是贊成法定公證的聲音很弱。”③因此，我們沒有必要太多地怨天尤人。難道不是嗎：“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①

如果我們細細咀嚼原擬的法定公證事項，就會發現這些事項也確實不符合上面已經說過的法定公證的法律特征。若把不應為的事而強為，誰都會感到心里不舒服。不難設想：如果強行把那些原擬的法定公證事項在這次公證立法確認下來，真不知道相關的部門、組織、人士會怎樣看待這一立法行為，會怎樣對待公證機構及其公證人員?如果他們(申請公證當事人)在交了公證費、拿走公證書之后甩下幾句牢騷話、風涼話，我們會有何感想?久而久之，日子怎么過?他們會認為公證人員是寄生在他們身上的寄生蟲嗎?雖然早在幾千年前的亞圣孟子就已揭示了“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的社會規律②，但由于此前的社會政治運動多數只是摘用前面兩句且加以發揮，并根深蒂固地把“勞心者”理解為統治者，把“勞力者”理解為被統治者，而不是理解為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社會分工;對此，我們心里肯定也不是很舒服。

因此，本次公證立法沒有確認原擬的具體法定公證事項，而只是確定了法定公證原則，對于方方面面來說，都是一件幸事。我們應當充分肯定：這是立法機關的明智之舉。

第三章

“公益性”決定著“非營利性”么

八、直面“公益性”

無論是公民(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都是社會的“分子”或稱“細胞”。他們都不可能脫離社會而獨立存在，這就決定著他們與社會公共利益會發生必然的聯系。他們申請辦理公證的行為就是如此。公證機構辦理公證的行為，不僅直接對社會和國家方面具有公益性，而且在作為公證申請人的公民(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及與公證事項有關的公證利害關系人與社會公共利益發生必然的聯系方面也具有公益性。公證的公益性是毋庸置疑的。

《公證法釋義》認為：公證機構有兩個基本特性：“即非營利性和獨立性”，并認為“非營利性是指公證機構的設立是以非營利為目的，具有公益性”，①還稱“如果一項公益性事業以營利為目的,則勢必與其履行的社會職責相背離”。②

筆者認為以上觀點的邏輯結構是這樣的：公益性不是公證機構的基本特性(非營利性和獨立性才是公證機構的基本特性);公益性決定著公證機構的非營利性。

應該說，上述觀點是非常權威的。它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釋義叢書》中對《公證法》作出的解釋性觀點。在闡釋上述觀點時，還就公證行使司法證明權所擔負的社會責任，通過司法證明手段預先解決當事人在民事交往中可能產生的爭端，發揮公證預防性功能，以獲得司法穩定，以及“公證是國家為保證法律的正確實施，穩定社會經濟、民事流轉秩序，預防糾紛，減少訴訟，保護公民、法人和非法人組織的合法權益而設立的一種預防性的司法證明制度”(江曉亮等著《公證實務指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等等，都說明公證“帶有很強的非營利性和公益性”。①

從上述觀點看，公益性和非營利性的邏輯關系和緊密聯系也是毋庸置疑的。并且，公益性成了非營利性的基石。

但是，如果我們通過層層剝筍的方法，去具體辯析公益性所“益”的和非營利性所“利”的對象和范圍之后，就會發現：僅就公證的公益性而言，公證機構是否就應當“非營利”，則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和必要。

九、公益性“益”了誰

毋庸諱言：公證制度是一種“預防糾紛“的法律制度。它對于保障國家法律的正確實施，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乃至整個社會的安定團結，保障國家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無疑具有巨大的作用。公證機構具體承擔著這種責任，通過公證活動達到預防糾紛的目的，因而具有公益性。這是非常練達而明了的道理。很顯然，在這個意義上說：“公益性”益的是社會和國家。

而“預防糾紛”落到實處的對象是公民(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他們之間的經濟和民、商事活動能否在法律的框架內進行，不僅僅與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相聯系，而且與他們自身的合法權益有著直接的而且是重要的關系。行使公證職能的公證機構通過公證活動確保他們的行為在法律的范圍內進行，在盡可能的情況下避免糾紛、減少訟爭，使他們的合法權益免遭損害和損失。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公益性所“益”的直接對象也包括的公民(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

公民(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申辦公證，是公證事項的當事人。但是，有不少公證事項除了公證當事人之外，還有與公證事項有關的利害關系人。在這種情況下，公證行為保護的就不僅僅是公證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還有公證利害關系人的利益，從這個角度來說，公益性“益”的還不止是公證當事人，還有公證利害關系人。

由上可見：公益性“益”的對象范圍是何等的寬泛!大到社會和國家，小到組織和個人。那么，行使公證職能的公證機構不以營利為目的，似乎是理所應當的。然而，如果再進一步把“公益性”與“非營利性”具體落實到公證收費事宜上去分析，“問題”就出來了。

十、最“利”公證當事人

業內人士和知情者都知道：公證機構辦理公證是要收費的。站在公證當事人的角度來說：公證當事人申辦公證是要交費的。因此，盡管公證機構的公益性“益”的對象范圍相當寬泛，但負有交費義務的只有申辦公證事項的當事人。也就是說：由“公益性”決定的公證機構的“非營利性”，最終落實到公證當事人身上。“非營利性”體現在收費問題上，最有利的就是公證當事人，或換句話說：公證當事人是公證機構“非營利性”的最大受益者。在這個意義上說，“非營利性”是對他們而言的。

可見：公證當事人幾乎沾盡了“公益性”所決定的“非營利性”的光!至此，事情已非常明晰：作為“公益性”受益對象的社會和國家，是在社會秩序、經濟秩序方面受益，是在公證法律制度方面受益。而作為“公益性”受益對象的公證當事人(它可以是公民，也可以是法人或其他組織)，卻在“公益性”決定的“非營利性”上面受益。因為他們要交納公證費，“非營利”成了專門對他們而言。

經過這樣一番透析“公益性”，我們就清楚地發現：由“公益性”決定的“非營利性”并不完善，更談不上完美。因為：“公益性”所“益”的對象范圍很寬;而“非營利性”所“利”的對象范圍卻很窄;缺乏令人信服的科學性和合理性。或者說：“公益性”所“益”的是廣義上的社會關系，而它所決定的“非營利性”所“利”卻是狹義上的社會關系，具體說就是金錢關系。是否可以這樣說，它們之間是兩個不同的社會科學范疇?

十一、理所應當嗎

在分析了“公益性”與“非營利性”的邏輯關系后，一個巨大的疑問號產生了：由“公益性”而決定“非營利性”，是理所應當嗎?要回答這個問題，就應當具體考察一下“公益性”是否成為制約“非營利性”的必然因素。筆者認為：

首先，上面已述：“公益性”惠及廣大的社會關系和社會成員，而“非營利性”實際惠及的僅僅是公證當事人和公證利害關系人。由于“公益性”惠及的社會成員眾多而決定著“非營利性”必須惠及人數很少部分的公證當事人及其利害關系人，二者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如果說，基于“公益性”惠及的對象廣泛，因之必須實行“非營利性”以惠及同樣廣泛的對象，這是公平合理、順理成章的。而現在的情形卻是恰恰相反：惠及的卻是相對很小一部分對象。反過來說：由于“非營利性”惠及的是很小一部分對象，因而這很小一部分對象卻享盡了“公益性”的全部成果。這是不“公平”、也不“合理”的。

其次，國家不應承擔公證費用，這肯定是對的;但公證人員就一定要當苦行僧嗎?《公證法釋義》認為：“公證受益人不是社會全體成員，國家不應承擔公證人提供服務所需求的費用。”①這在肯定國家不應承擔公證費用的同時，也肯定了公證費用應該由公證當事人來承擔。而公證費用是“非營利性”的，因而在計收成本和稅、費之后，公證人員的報酬就相當難把握了。盡管公證收費標準可根據“當地的經濟發展狀況由物價部門來確定”，①但標準一經核定，按以往和現在的習慣，是不會“年年改變”的，因而受市場調控的幅度很小，也就是說很難隨市場服務價格的起落而浮動。公證業務多是這樣，公證業務少也是這樣。如果業務多，報酬當然保障;反之，則難以保障，甚至有可能連公證機構及其人員的生存也難以為繼，發展更談不上。而我國現時的公證機構大都采取固定工資為標準的報酬形式，這就形成了無論公證業務多與少，報酬卻一樣;懶得去發掘證源。這也是妨礙公證事業發展的一個因素。再說了：公證證源這東西，說實在話是社會需求來決定的，不是隨便可以發掘的——社會、經濟發達的，證源就多，反之就少。因此，在“非營利性”原則下，能拿到固定工資標準的報酬就基本“大吉”了，就別想“發財”了(那怕是一點小財)!在這個意義上說，實行“非營利性”的理由也不很充分。

由此看來，“公益性”不是制約“非營利性”的必然因素。單就此而言，因公證具有“公益性”就決定其實行“非營利性”，并不見得是“理所應當”的事情。因此說，如果其他公益性事業實行非營利是必要的、正確的話，那么，公證這種公益性事業實行非營利不僅不是理所應當的，而且還顯得有點蹩腳!

至此，筆者必須聲明一點：我不是反對公證的非營利性，而是認為因其具有公益性就要實行非營利性，對于“公證”這一行業來說，理由不是很充分、很應當(具體觀點到下面第五章第十八節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