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陳述應該如何認證其真實性

人民法院審查被害人的陳述，首先應當審查這些證據的收集是否遵循了一定的規則，主要是：

(1)對被害人陳述來講是公、檢、法三機關收集證據的主要來源之一，所以對于被害人向上述三機關進行控告時都應接受。無論是口頭或書面的都應接受，不允許推脫不理。對于不屬于自己管轄的案件應當移送到有關主管機關處理，對于接受口頭控告、檢舉的人，應制成筆錄，經宣讀無誤后，由控告人、檢舉人簽名或蓋章。

(2)對于被害人所提出的控告，接受控告的人員應告知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其所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告知被害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對其報案和控告是其擁有的權利。鼓勵被害人針對案件情況做出陳述，但必須是客觀的，真實的，不得夸大與縮小，更不得捏造、偽造證據陷害他人。在此，誣告與錯告是有本質區別的。

(3)是否遵循了嚴禁以威逼、利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的規則，是否保證了被害人客觀的充分的陳述條件。這是收集刑事訴訟證據必須遵守的共同規則。結合被害人陳述的特點，在收集時應注意既不能利用被害人主動控告、急于懲罰犯罪的心理對其進行“誘導”，也不能在被害人對訴訟持消極被動態度，不愿積極配合時而急于求成，對他恨鐵不成鋼，施加壓力，從他嘴里硬掏“材料”。

(4)詢問被害人是否遵循了應分別進行的規則。這一規則與收集證人證言相同，當一案有數個被害人時，應分別地進行詢問，以免他們互相“統一口徑”，人為地形成“異口同聲”。詢問的地點，既可以在被害人住處或單位，也可以在司法機關。有的案件在審判之前或不應公開審理的，還要注意為被害人保密。例如，前些年就有報載，某強奸案在審理階段審判人員三番五次乘摩托車到其住處取證詢問，弄得街巷鄰居議論紛紛，被害人為顧全面子，索性否認了原控告的事實，這樣的教訓必須汲取。在開庭審理時，如有的被害人確實有正當理由不愿出庭作證，亦不可勉為其難，可用宣讀他的陳述筆錄或放他的錄音資料代替。

(5)是否遵循了征得本人同意非強制的規則。為了確定被害人的身體特征，傷勢或生理狀態，可以對其進行人身檢查，但應當征得本人同意，不得強制進行。這一規則也適用于被告人，但對被告人有強制性。對被害人進行人身檢查之所以要堅持自愿原則，是因為他已經遭受了犯罪侵害，身心受到摧殘，不應在由人身檢查而增強其受辱感。如強行檢查，有時會引起意外事件，導致被害人反抗或自殺等嚴重后果。尤其對婦女被害人，進行人身檢查、鑒定更要特別慎重，嚴格依法進行。

(6)是否遵循了保障被害人訴訟權利充分行使的規則。被害人除有控訴權外，對不予起訴的決定有申訴權；在法庭審理中還有向被告人、證人發問和參加辯論的權利、有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權利。在收集被害人陳述時，應當保障被害人這些權利的充分行使，不得剝奪或限制。但是，也應防止被害人濫用這些權利無理取鬧，脅迫司法機關滿足其不合理的要求。對被害人的要求，既要堅持依法辦事，決不無原則遷就，又要耐心地引導教育搞好善后工作，防止意外事件的發生。

2、從被害人陳述的內容來看，即所發生的事實是否為被害人親眼目睹、聽到的或直接感受到的，如果是被害人親眼目睹或直接感受，應查明被害人當時神志狀態是否能夠清楚、正確的表達，能否明了是侵害人所為；如果被害人聽到的，即應當查清所傳來的是否與此案有相關聯，是否真實、合法。在此種情況下最好將原先敘述的人能夠作為一個證人出現在法庭上陳述所發生的一切，將此證言與其它一些證據相互印證，能夠更有助于增強其證據的可信度與證明力。

3、對于被害人所陳述的整體內容結構來看，前后是否一致，有無出現前言不達后語，是否有其相互矛盾之處，對所陳述的犯罪時間、地點、情節、目的、手段及其它特征，是否一致，是否有違悖邏輯、有悖情理的地方，當被害人陳述與被告人辯解有重大出入，又缺乏證人證言和物證等證據時(有些強奸、盜竊搶劫案就是這樣)，首先應進一步收集其他證據進行核實，如因時過境遷確實無法收集其他證據，則可細致地分析被害人陳述的情節有無矛盾，被告人供述與辯解能否自圓其說，還應考慮在當地的具體環境中，何者較為合情合理。由于這兩種證據各執一端，不可草率從事，主觀臆斷地作出根據不足的判決。否則，就會造成罰不當罪或罪不當罰的錯誤。

4、當被害人陳述與物證、書證、鑒定結論、勘驗檢查筆錄有重大出入時，除考慮重新或補充鑒定、重新或補充勘驗檢查，繼續收集新的物證、書證外，還可以精心分析被害人陳述的環境、心理狀態以及多次陳述之間的一致性和差異度，以判明是否有虛假陳述的成分，謹慎防止“假被害人”的出現(例如將通奸說成是強奸、將盜竊未遂說成既遂)；或者相反，隱匿了真正的被害人。總之，既不能允許“假被害人”誣陷無辜，也不能允許真被害人含冤負屈，使法律和正義無從伸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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