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抗辯權的權利人有何不足地方？預期違約制度與不安抗辯權制度間存在矛盾，需要通過司法解釋解決。舉證責任過重，因此要求先履行方負舉證責任，后履行方負一定的反證責任。還有適當擔保含義不清。接下來法律365的快車小編為您詳細介紹。希望能對您有所幫助。

《合同法》中不安抗辯權制度的不足

一、由英美法系預期違約制度引入的有關規定與不安抗辯權制度間存在矛盾

《合同法》第九十四條第二款規定：“在履行期限屆滿之前，當事人一方明確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另一方“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這條規定是由英美法系的預期違約制度引入的，它給與了當事人解除合同的權利。法律并沒有限制這種權利適用于何種場合，因此可以認為這條規定對同時履行和先后履行兩種場合都是適用的。一方當事人明確表示不履行債務時，另一方當事人適用第九十四條規定，直接享有解除權，這與英美法系對明示預期違約的處理是相同的。但當一方當事人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時，既可以解釋為一方當事人以自己的行為表明其不履行主要債務，另一方當事人可以直接解除合同，這是英美法系對默示預期違約的處理方法；又可解釋為第六十八條第四款“喪失或者可能喪失履行債務能力的其他情形”，這時另一方當事人只享有不安抗辯權，可以中止合同的履行，等待相對人提供履約保證，但無權直接解除合同，這是大陸法系對默示預期違約的處理方法。兩種不同的處理方法出現在了同一部法律里，造成了法律適用上的矛盾。如果賦予先履行人選擇適用第九十四條的權利，則極有可能造成先履行一方濫用合同解除權的局面，使得第六十八條所設置的一系列旨在保護后履行方合法權益的措施形同虛設，從而損害了后履行方的期限利益。這個問題是我國新《合同法》對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的相關制度的融合還不夠徹底造成的，需要通過司法解釋加以解決。

二、舉證責任過重

與英美法系的默示預期違約制度和大陸法系的不安抗辯權制度允許有較低限度的主觀判斷不同，我國合同法對舉證責任的要求相當嚴格。《合同法》第六十八條規定：“當事人沒有確切證據中止履行的，應當承擔違約責任”。行使不安抗辯權的一方應當負舉證責任，這是各國法律所認同的，但即使在市場規則比較完善的國家，要取得“確切證據”也決非易事，更何況目前我國的法制環境還不完善，要掌握“確切證據”相當地困難，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因此不允許當事人有較低限度的主觀判斷，雖然可以避免當事人不當行使或濫用不安抗辯權，但卻大大增加了當事人使用不安抗辯權的成本，有違設立不安抗辯權的初衷。因此可以在要求先履行方負舉證責任的同時，要求后履行方負一定的反證責任，以減少不安抗辯權的使用成本。

三、“適當擔保”含義不清

《合同法》第六十九條規定，當后履行一方提供了“適當擔保”后，先履行一方應恢復合同的履行。但對于“適當擔保”的“適當”程度，法律并沒有做出明確的規定，這就給先履行一方留下了可乘之機。先履行一方可以以擔保不適當為名拒絕履行其本不愿履行的合同，從而造成后履行一方的損失。因此應當對“適當擔保”做出明確的司法解釋，使法律更清晰。

綜上所述，不安抗辯權的權利人不足地方了解了不安抗辯權的優勢和不足，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更好的利用這一權利，更好地使用它維護我們自己的合法權益不受傷害。希望這些知識能夠幫助大家更好行使自己的權利，如需了解更多可咨詢律霸的相關專業律師為您解答，歡迎您進行法律咨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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