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高科技的產業化和現代化器械廣泛運用，社會生產和日常生活的進一步技術化，人們在享受高科技帶來的社會文明成果的同時，面臨的各種危險源也日益增多。工業革命以來，過失犯罪尤其是業務過失犯罪，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危害程度上都日趨嚴重。在20世紀中期以前，刑事立法規定的過失犯罪多為結果犯，即只有發生了實際危害結果才構成犯罪，人們對于導致嚴重損害生命財產后果的過失行為的犯罪化已經不存在什么爭議，但是，隨著高科技日新月異的發展和日益為人類所用，侵害或威脅重大法益安全的的過失行為屢屢發生，防不勝防，為了預防和遏止危險過失行為，不少國家將過失危險行為犯罪化，這一現象引起了我國學界的廣泛關注。

在科技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里，對過失行為犯罪化問題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度。第一種是前蘇聯一些刑法學家所主張的過失行為犯罪化的觀點。在設置過失危險犯的問題上，該觀點認為在科技革命條件下過失的危險性增大了，根據造成的后果規定刑事責任，其預防作用不能充分發揮，所以，立法上必須規定故意或過失犯罪的行為人在實施危害社會的行為，而不是發生的結果時，承擔責任的一般原則。技術上的犯罪具有特殊性，只要違反規范上確立的安全法規，不論已經引起危害社會的結果，還是造成有發生這些結果的實在危險都應承擔刑事責任{1}(P1110)。第二種是德日等國的一些刑法學家所主張的過失行為非犯罪化的觀點。“信賴原則”和“允許的危險”這兩個過失行為責任阻卻的論點是過失行為非犯罪化的重要內容。信賴原則認為，過失行為人與被害人都存在預見和避免危險結果發生的可能性，也都有違反注意義務的問題。如果確認雙方都違反注意義務之后，就產生了如何分擔過失責任的問題。如果說，信賴原則是針對疏忽大意的過失而言的，那么，允許的危險就是相對過于自信的過失而言的。隨著高速度的交通設施和工礦企業、醫療事業復雜設施的日益增多，不可避免地給人的生命、健康、財產等法益帶來或多或少的危險性：而且，操縱這些設施的人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預見到危險的可能性。如果人們對這種危險因素考慮過多，就會影響生產和建設事業。所以，一些刑法學家提出了允許的危險這一理論，主張對從事危險職業的人員造成危害結果從寬處理{2}(P1187)。因此，過失危險行為犯罪化同樣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表明了人們對過失犯罪不同的立場和態度。

二、過失危險犯之存在性辨析

有學者認為，我國存在過失危險犯的立法例。例如，刑法第330條妨害傳染病防治罪，指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的規定，實施引起甲類傳染病傳播或者有傳播嚴重危險的行為：第332條妨害國境衛生檢疫罪，指違反國境衛生檢疫規定，實施引起檢疫傳染病傳播或者有傳播嚴重危險的行為{3}(P1290-292)。

對于上述兩罪主觀構成要件，刑法學界存在相關的不同觀點，主要有：在主觀方面是故意，即明知應當接受衛生檢疫而逃避檢疫{4}(P1577)。受大陸法系“客觀上的處罰條件”及我國刑法目的犯的“主觀的超過要素”的啟示，張明楷教授建構了一個置于我國犯罪構成之內的“客觀的超過要素”的概念，例如丟失槍支不報罪造成的嚴重后果，雖然是構成要件，但是不需要行為人對所造成的嚴重后果具有認識與希望或放任態度，造成嚴重后果便成為超過故意內容的客觀要素，屬于客觀的超過要素{5}。第三種相關理論是“復合罪過”理論{6}，論者認為，與傳統過失犯罪不同，有些犯罪在行為上是故意的，但是，對結果的態度有時處于自信的過失與放任的故意之間的臨界過錯狀態，行為時對后來結果的預想(猜想)呈模糊狀態：既可能含有僥幸(輕信)的避免成分，也不排除漠不關心(放任)的成分。論者指出，事實上，過于輕信的過失和放任的間接故意之間存在難以區分的心理界限，有時兩者之間的過錯程度是很類似的。德、法、英、美等國的刑法理論對二者往往不加區分，以“第三種罪過形式”、“中間類型”、“輕率”等概括之，遂主張我國刑法以“復合罪過”論之。大多數學者認為，過失犯罪的心理本質是行為人希望避免結果，但因違反注意義務或回避結果義務而導致犯罪結果發生。應嚴格區分行為人對危害結果采取的是回避態度還是容忍態度。主張根據弗*克公式，對于認為結果確實要發生而持回避心理的行為人，即使違反有關規定的行為是故意的，也應該在主觀上認定其為過失，造成結果危險狀態的即可按該罪定罪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