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違反回避制度的行為進行程序性規制是保證刑事訴訟法實施的需要，有利于對刑事訴訟中國家權力的行使實現約束、更周全的保障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權利和為程序公正的實現創造更完備的條件。原因在于，沒有制裁就沒有法律實施，沒有法律實施就沒有法律。如果對違反回避制度的行為缺乏作為制裁內容主要組成部分的程序性規制，刑事訴訟回避制度就會處于一種虛置狀態，很難在現實中實現激活，使該制度的建構目的落空，進而導致刑事訴訟法的實施遭遇尷尬。也許更為重要的是，對違反回避制度的行為進行程序性規制可以剝奪相應主體通過違法行為所獲取的缺乏正當性的利益，迫使或督促他們自覺的遵守法律，對社會起一種正效應的示范作用，因為對于特定國家公民的正義觀念的形成和形態而言，沒有哪一個因素能夠起到訴訟中國家權力主體的行為舉止所具有的那樣大的作用，他們在訴訟過程中是否守法直接影響到訴訟參與人和社會對法律乃至國家制度本身的評價和信心。

既有的刑事訴訟法律淵源對對違反回避制度程序性規制問題并非沒有涉及。1996年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第191條第一次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發現第一審人民法院的審理違反回避制度的，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審理。該規定的進步意義不容忽視，但稍加分析，可以發現其中存在著的比較明顯的缺陷與問題，即該規定在具體性和可操作性方面顯得的有些粗糙，如所謂的“違反回避制度”只針對人民法院的審理行為，還是針對人民法院的審理行為、偵查機關的偵查行為和檢察機關的審查起訴行為等?違反回避制度的一審案件是一律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審理，還是不同情況不同對待?此外，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律淵源在有關審判監督程序的規定中沒有像《民事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那樣將“違反回避制度，可能影響案件正確裁判的”視為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提出申訴、人民檢察院抗訴和人民法院發動審判監督程序的情形，從而使違反回避制度的程序性規制問題在刑事審判監督制度部分呈現空白狀態。

王*遠先生認為，程序性法律后果大致可以分為一下幾種：(1)否定該違反訴訟程序的行為的效力，并使訴訟從違反訴訟程序的行為發生的那個階段重新開始。(2)否定該違反訴訟程序的行為的效力，并否定該行為已經得到的訴訟結果。(3)否定該違反訴訟程序的行為及其結果，并使訴訟進入另一階段。(4)補正該違反訴

訟程序的行為，以使其得到糾正，最終符合程序法的要求。[4]借鑒王*遠先生的觀點，并基于對在當前我國應當加強人民法院對偵查機關和檢察機關的刑事訴訟職權行為的控制與審查的考慮，我們主張，違反回避制度的程序性規制問題應當有如下三種解決途徑：(1)對于刑事訴訟中的國家權力主體違反回避制度的行為情節比較嚴重，導致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權利遭受到重大損害，導致刑事訴訟程序的公正性遭受到重大貶損的情形，第二審人民法院審查后，應當一律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審理;在人民法院的裁判發生法律效力后，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有權提出申訴，人民檢察院有權抗訴，人民法院有權發動審判監督程序。(2)對于刑事訴訟中的國家權力主體違反回避制度的行為情節顯著輕微，沒有導致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權利遭受到明顯損害，沒有導致刑事訴訟程序的公正性遭受到明顯貶損的情形，第二審人民法院審查后，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審理應當以當事人的同意為前提條件;在人民法院的裁判發生法律效力后，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不得提出申訴，人民檢察院不得抗訴，人民法院不得發動審判監督程序。(3)對于刑事訴訟中的國家權力主體違反回避制度的其他情形，第二審人民法院審查后，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審理應當以當事人的同意為前提條件;在人民法院的裁判發生法律效力后，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有權提出申訴，人民檢察院有權抗訴，人民法院有權發動審判監督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