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階段疑罪從無的適用情形

疑罪如何處理，離不開對舉證責任、證明標準、證據的審查認定與運用(包括非法證據排除)的理解和適用。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九條的規定，刑事案件定罪的舉證責任無條件地由控方承擔，則被告人既不承擔證明自己有罪的責任，也不承擔證明自己無罪的責任。“排除合理懷疑”作為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三條規定的“證據確實、充分”證明標準的條件之一，參考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的解釋，是指“達到接近對有罪推定確定無疑的主觀狀態。”人民法官在處理刑事案件過程中，必須嚴把證明標準關，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適用“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在定罪標準上絕不允許留有余地。

疑罪在何種情況下從無，何時從無，審判實踐中做法并不一致，甚至出現相近證據、相近事實，處理結果卻大相徑庭的判例。類似案件無法得到類似判決，這種司法裁判結果的不統一，極大地影響了司法權威和司法公信力。作為言詞證據，被告人口供的特點在于：如實供述，可以全面、詳細地反映出作案動機、目的、手段、時間、地點、過程、結果等情況，經查證屬實，一般可以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直接證據;如實辯解，則可以提供證實其無罪的證據或線索。同時，被告人做虛假供述的可能性也很大，要么隱瞞罪行，避重就輕;要么基于親情、友情等原因，替他人頂罪。基于種種原因，被告人的口供還容易出現反復，隨時可能翻供，甚至時供時翻。為此，法官一定要堅決擯棄片面重視口供的錯誤觀念和做法，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疑罪中有以下五種情形之一者，均可作從無處理：

(一)只有被告人供述的從無處理情形。

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三條已經明確規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一定要正確理解和適用上述規定。其一，一人被指控單獨實施犯罪行為，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應當無條件地宣告被告人無罪。其二，對于多名同案供述相互印證(口供一致)，但沒有其他證據的情況的處理，以往在學術界和司法界均有不同認識，爭議很大，近些年才達成共識，無論有多少名被告人的一致供述，只要是口供不能補強，確實沒有其他證據的，都屬于“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情況，均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即應當宣告無罪。當然，如果并非共同犯罪，只是一并審理的被告人，如行賄被告人與受賄被告人、傳授犯罪方法被告人與用傳授的犯罪方法犯罪的被告人，其口供應另當別論，當然具有證明力。

(二)被告人不認罪的從無處理情形。

其一，有罪證據與無罪證據數量相當，或者基本相當，可適用從無原則。如主要靠主觀證據定罪的案件，當被告人供述與被害人陳述截然相反或者矛盾重重，形成一比一狀態，同時又無其他證據證實時，則可認定為疑罪，作從無處理。其二，有罪證據與無罪證據數量雖為“多比一”或“多比少”，但前者不能形成有機、完整、合理的鏈條，而后者的合理性、客觀性又無法排除。如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甲拒不認罪，被告人乙、丙卻供述甲參與犯罪，但均稱是聽對方說的。有罪證據與無罪證據雖然是多比一，但二者在直接證據方面還是一比一，如果無其他省罪證據予以佐證，亦應認定為無罪。其三，有罪證據與無罪證據為“一比多”、“少比多”，有罪證據盡管合情合理，表面看起來比較客觀、真實，但與無罪證據相比，雖然無罪證據亦有瑕疵，可僅憑現有的有罪證據尚不足以認定被告人有罪的，亦應做從無處理。

(三)被告人認罪后又翻供的從無處理情形。

翻供是指被告人推翻其向偵查或檢察機關所作的有罪供述。被告人當庭翻供，往往受其畏罪心理或饒幸心理、同案犯死亡或外逃、主要證人死亡或外逃、同監號人犯勸導，亦或遭到刑訊逼供等諸多人為因素的影響，應當區別對待。其一，被告人先作有罪供述后又作無罪辯解的，如果翻供是基于有罪證據存在的缺陷，而這些缺陷又確實無法補救，從而使有罪證據不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則應認定為無罪。例如：被告人關于被害人體貌、衣著等特征的供述與客觀事實存在矛盾，不符合常理(身高供述與實際身高相差甚多;被害人發型系短發、燙發，卻供述為長發、直發;被害人實際穿著或者未穿外套，被告人的供述卻相反等)。又如：被告人對實施犯罪行為的手段、情節的供述，細節不斷變化，難以確定，存在無法合理排除的矛盾，且沒有直接的書證、物證、檢驗鑒定等證據證實其作案。其二，被告人以往有罪供述與某些證據表面上能夠相互印證，但有其他證據能夠證明，偵查過程中確實存在采取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口供、采取引誘或脅迫方法違背證人真實意愿取得證言等違法取證事實，均可按從無處理。其三，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辯解存在反復，庭審中不再供認，且被告人的翻供與其他證據相吻合或者無其他證據與其庭前供述相印證，均不得采信其庭前供述，可按從無處理。

(四)被告人認罪案件中的從無處理情形。

其一，被告人的多次供述、證人的多次證言以及被害人多次陳述之間存在矛盾，且這些矛盾無法被排除或者無法作出合理解釋，在沒有其他證據印證時，不能簡單地選擇其中的有罪供述、證言或陳述來認定被告人有罪，一般應作無罪處理。其二，口供不能補強時，一般做從無處理。如：個別故意殺人案件，雖然被告人作有罪供述且口供穩定，案發地也確有被害人失蹤的報案記錄，表面上看證據相對齊全，但被害人的尸體一直未能找到，因缺乏關鍵的客觀性證據，不能認定該被告人構成了犯罪。又如：侵財犯罪案件，只有多名被告人的供述，未找到被害人，亦未扣押到贓款、贓物等物證的，嚴格來講仍然屬于“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情形，亦應作無罪處理。

(五)案件重大疑點未得到排除的從無處理情形。

關于該種情形的處理，呼**勒圖故意殺人、流氓一案是一起比較典型的案例。內蒙古高級法院于2014年12月13日作出再審判決，認為原判認定呼**勒圖犯故意殺人罪、流氓罪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改判呼**勒圖無罪。改判理由有三：一是呼**勒圖供稱捂嘴致被害人死亡，與尸體檢驗報告關于被害人系被扼頸致窒息死亡的結論不符;二是呼**勒圖指甲縫內附著物檢出O型血雖與被害人血型相同，但血型鑒定為種類物鑒定，其結論不具有排他性、唯一性;三是呼**勒圖的有罪供述不穩定，與其他證據存在諸多不吻合，有翻供情形，關于被害人身高、發型、衣著、口音的供述與其他證據不符。呼**勒圖案件的改判體現了司法機關勇于面對現實，切實堅持疑罪從無原則的決心和勇氣。本案即便真兇趙*紅不出現，有這么多致命疑點，也理應改判呼**勒圖無罪。案件重大疑點一旦無法排除，無論被告人是否供述、有罪證據數量有多么多，都應做從無處理。被告人有作案時間是認定其犯罪的大前提。比如：現場目擊證人證實看到某人(被告人)作案并進行了辨認，但有多人證實同一時間該被告人正與其打麻將或飲酒，如果后面證人證言的真實性得不到排除，則應做從無處理(目擊證人也可能辨認出錯亦或有意陷害被告人，存在合理懷疑)。另外，關于無罪證據的移送問題，《防范冤假錯案意見》第9條已經明確規定，法官應當主動審查涉案證據是否已經全部移送，但如果公安、檢察機關不全部移送怎么辦?要注意從被告人的辯解中發現線索進行深挖。當庭審中對案件存在的明顯疑點(包括犯罪手段、使用何種工具等方面)控辯雙方均不舉證，不要求對方作出合理解釋時，法官應當主動釋明，引導控辯雙方通過訊問被告人、運用邏輯推理等方式，及時建立辯點，盡量排除疑點，消除發生冤錯案件的隱患。

綜上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全部內容，可見要證明被告人有罪必須排除合理懷疑，否則就應推定其無罪。人民法院作為刑事領域保障人權、實現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線，只有全面落實疑罪從無原則，才能真正做到既正確運用法律武器懲罰犯罪，又切實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如果有更多的詳細問題需要法律咨詢，歡迎到律霸網尋求專業律師的一對一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