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法院民間借貸審判報告（2008.1——2012.6）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近年來，民間借貸案件幾乎占據了浙江商事案件的半壁江山，無論是案件數量還是案件總標的額，都遠高于傳統的買賣、加工承攬合同糾紛案件。2011年，全省法院受理的民間借貸案件數量約占全國的15%。2008年至2011年期間，全省受理的民間借貸案件數量總體呈上升趨勢。特別是金融危機爆發期間的2008年，案件數量疾驟上升最為明顯，較2007年增幅高達60.56%。雖然金融危機陰霾逐漸消退，2009年案件數量增幅有所趨緩，2010年的收案數較同比甚至微有下降，但總體案件受理數量仍居高不下。2011年，受第三季度溫州等地部分企業債務危機影響，民間借貸案件的收案量再度上揚，全省法院全年收案93067件，較2010年增長了6.7%。今年上半年，全省法院共受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58037件，涉案標的額283.9億元，同比分別上升26.98%和129.61%。溫州、舟山以及湖州地區上升最為明顯，增幅分別達96.42%、87.37%和57.61%。除金華地區略降0.9%外，其余地區民間借貸案件較去年同期均呈上升態勢。從今年上半年民間借貸案件再次大幅回升并達到2007年以來最高點的情況看，預計今年全年收案量仍將持續上升。案件基本特點：1、經營性借貸為主，中小微企業深度介入。傳統民間借貸案件中，借款一般發生在親朋好友之間，多用于生活消費，是一種“熟人間的交易”，交易主體之間的信任關系實際上承擔了擔保的功能。隨著經濟發展環境的變化，浙江的民間借貸逐漸轉變為陌生人之間的合同關系和經營性借貸的融資渠道。浙江民營企業多以自有資金和民間借貸資金起步，據有關部門對溫州市甌海區105家中小微企業抽樣調查，在企業初始資金來源中，有90家企業通過民間借貸籌措資本，占85.71%，其中有32家初始創業資金完全通過民間借貸獲得，占30.5%。涉企型民間借貸在數量上已遠超過個人消費型借貸，從借款人、出借人到擔保方，中小微企業在民間借貸關系中都扮演著重要的主體角色。許多企業將借貸資金用于交易或經營活動。一些地方的企業和個人還專門從事“以錢炒錢、賺取利差”的資金生意，借貸資金呈現出典型的資本化、商業化特征。2、高息現象普遍存在，且日益隱蔽化。近年來，各地法院普遍反映高息借貸問題突出。由于融資困難，民間借貸市場的利率不斷走高。最近，中國人民銀行溫州市中心支行向社會公布了溫州市民間借貸監測利率，2012年4月溫州民間借貸綜合利率平均水平為21.58%。我省一些民間融資活躍的地區，月利率普遍在2分、3分以上，有的甚至達5分以上，即年利率回報超過60%。民間融資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正規金融的不足，但與此同時，也使中小微企業和私營業主不得不接受放貸人所設定的高額利息。實踐中，為規避“超過央行公布的同期同檔次貸款基準利率四倍以上的利息不予保護”的法律規制，出借人往往采取預先扣息、實際履行利率高于約定利率等做法，給法院認定事實帶來困難。3、職業化、中介化、組織化的新特征開始顯現。越來越多的民間借貸不再只是簡單的出具一張借條，借貸雙方在借款時往往手續齊全，一些專門從事放貸業務的擔保公司或個人，都已將借款協議或借條格式化。從形式上看，不僅有借款金額、期限、利率等明確約定，而且對違約責任，甚至對引發訴訟所需的訴訟費、律師費都作了詳盡約定。一些地方出現了專門從事放貸的職業群體，即所謂的“職業放貸人”和民間“食利”階層。有的地方還出現了一種專為借貸雙方提供“搭橋”服務的職業中介組織，使流向分散、信息不透明的民間借貸行為趨于組織化、公開化。一些銀行等金融機構工作人員在高利誘惑下充當起民間借貸雙方的“資金掮客”，利用管理漏洞操縱信貸資金流入民間放貸以牟取利差。投資公司、咨詢公司、典當行、擔保公司等中介機構也紛紛介入民間借貸。還有一些非法或涉黑背景的中介機構以非法集資等形式取得民間資金從事高利放貸，或以貸養貸，牟取不法利益。4、同一主體涉訴的系列案增多，“批案”現象嚴重。一些民間借貸案件中，債權人或債務人比較集中，借貸供需雙方主體的重復率高，同一主體作為原告或被告的系列案日益增多。一原告多被告的情形下，原告一般是專門從事資金生意的職業放貸人；多原告一被告的情形下，被告則往往是大量對外舉債的企業或企業主。有的涉眾案件中，上下家之間還存在借貸資金鏈關系，即在直接與被告發生借貸關系的原告名下，背后還有大量實際出資的隱名出借人，這些隱名出借人往往是欠缺投資渠道、盲目逐利的普通老百姓。這類案件社會影響面較大，傳導性強，易呈集中爆發態勢。一旦無法收回借款，老百姓的多年積蓄無法收回，容易引發連環訴訟，產生信訪、上訪，甚至引發群體性事件。5、與非法集資等涉嫌違法犯罪的活動時有交織。民間借貸是私人資本市場上自發的資金融通行為，屬體制外金融，尚缺有效監管。民間放貸人基于自己的利益判斷作出趨利性選擇，在高額利息回報的誘惑下，容易產生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高利轉貸等涉嫌違法犯罪的行為，擾亂金融秩序和社會治安。民事、刑事法律關系交織的情況，給民間借貸案件的處理增加了難度。民間借貸糾紛案件高發的原因：1、宏觀經濟形勢造成企業經營困難，償債能力降低。浙江民間借貸以經營性借貸為主，中小微企業深度介入。一旦經濟形勢變化造成企業經營困難，償債能力降低，就容易引發民間借貸糾紛。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受國內外宏觀經濟形勢的影響，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加大，民間借貸糾紛案件數量急劇上升。當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所帶來的深層影響正在向縱深發展，國際經濟秩序依然處于動蕩之中。今年以來，我省經濟金融運行情況總體平穩，但受外部經濟環境復雜多變等因素影響，一些企業出現了債務危機和經營困難，對區域經濟金融穩定發展帶來了一定影響。全省民間借貸糾紛數量總體依然呈上升趨勢。2、民間借貸融資成本高企加劇了債務清償風險。由于銀根緊縮，融資難，浙江民間借貸普遍存在高息現象。高利率導致了大量的信用風險的產生。一旦企業盈利不佳或難以承受過高的利息負擔，借貸雙方就容易產生糾紛。加之出借人往往采取多種手法隱瞞高息事實，進一步加劇了糾紛產生的可能。一旦企業不堪重負、資金鏈斷裂，民間借貸甚至有可能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3、民間借貸缺乏有效監管，亂象叢生，極易引發糾紛。浙江的民間借貸以經營性借貸為主，加之實踐中職業放貸人群體的出現以及擔保公司、典當行、投資公司等市場主體的加入，民間借貸活動實際上已具有經營的性質。但由于長期游離在監管邊緣，民間融資市場因缺乏必要的約束和管理而呈現出無序亂象，如借貸形式不規范、擔保不完備、借款用于非正常用途、高息借貸、違法借貸，甚至與刑事犯罪交織在一起，為糾紛的發生埋下了隱患。民間借貸糾紛的司法應對：民間借貸是商品經濟的必然產物。浙江的民間借貸作為正規金融的重要補充，適應了多種經濟成分和不同經營形式的資金需求，對我省民營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作用。但其自身固有的缺陷也容易引發區域性金融風險。浙江法院始終密切跟蹤經濟形勢變化，敏銳把握政策導向，穩妥應對民間融資風險。2008年4月，省高院就調研中發現的“金融糾紛案件大幅上升，民間借貸問題凸現，企業資金鏈斷裂引發系統風險”等問題，向省委報送了《關于運用審判職能切實貫徹省委“防止我省經濟下滑”指示精神的專題報告》，從借款規模倍增、借款利率高、借貸與非法活動交織等角度提示民間借貸風險日益突出，為省委提供決策參考。《專題報告》是全國高級法院中較早針對宏觀經濟形勢變化提出的司法對策，受到了最高法院、省委領導的重視和肯定。全省法院堅持能動司法，堅持趨利避害的原則，既加強引導規范，發揮民間借貸的積極作用，又依法打擊非法金融活動，有效應對借貸風險，為推進我省金融改革、保障實體經濟平穩健康發展提供司法保障。（一）及時調整優化工作機制，提升審判質效與司法保障水平根據我省民間借貸糾紛以經營性借貸為主的商事特點，省高院出臺了《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民事和商事案件主管劃分的意見》（浙高法[2008]64號），自2008年4月1日起將民間借貸糾紛案件從傳統民事審判條線劃轉至商事審判條線主管。經過2008年、2009年、2011年三次案件級別管轄調整，將我省92%以上的大標的民商事案件下放到基層法院審理，絕大多數的一審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由基層法院審理，這有利于調動當地各種積極因素，將借貸糾紛有效化解在基層。審判新格局下，省高院和中級法院進一步加強了監督指導力度，各基層法院也紛紛創新審判工作機制，不斷提高審判質效和司法保障水平。如在溫州兩級法院民間借貸糾紛案件收案數呈爆發式增長的情況下，樂清法院的民間借貸案件數量不升反降，成為溫州地區唯一收案數下降的基層法院。這得益于樂清法院積極探索創新民間借貸案件的“協同處置”機制，通過“黨委政府領導、專職機構指導、群眾自主清理、法院協同配合”的機制運行，收結案基本能夠保持良性循環，實現了民間借貸案件的動態平衡。（二）出臺適合區域特點的規范性文件，統一民間借貸糾紛案件裁判思路近年來，省高院圍繞中小企業司法保障這一商事審判工作的主線，不斷推進民間借貸糾紛的審判、調研等各項工作，不斷提升民間借貸糾紛案件處理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2008年7月底省高院出臺《金融糾紛案件若干問題討論紀要》（浙法民二〔2008〕38號），就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法律適用、約定利率的司法保護幅度、民間借貸和賭博、非法集資等違法犯罪行為相互交織問題的處理等統一了裁判思路；2009年9月，出臺《關于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浙高法〔2009〕297號）39條，對審判實踐中普遍存在的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逾期利息和違約金的關系、舉證責任的分配等一系列疑難問題提出了裁判思路；2010年初，出臺《關于審理涉財務風險企業債務糾紛案件若干問題指導意見》（浙高法〔2010〕13號），就審理涉財務風險企業債務案件中民間借貸、刑民交叉等問題的處理提出了具體意見；2010年5月，發布《關于為中小企業創業創新發展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導意見》（浙高法發〔2010〕4號），提出依法審理涉中小企業民間借貸糾紛案件，通過審判職能的發揮，規范民間融資市場，并明確企業之間自有資金的臨時調劑行為，可不作無效借款合同處理。2011年12月，召開全省法院商事審判工作座談會，就如何看待民間借貸、民間融資問題并對民間借貸案件的審理提出原則意見，要求全省法院認真領會最高法院、省委省政府關于民間融資問題的政策，結合形勢把握好審理民間借貸糾紛和其他涉民間融資市場商事糾紛案件的裁判尺度，妥善處理好刑民交叉等審判實踐中的熱點難點問題。通過統一認識、統一裁判尺度，全省法院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和應對民間融資風險的工作水平得到了進一步提升。相關規范性文件中明確的一些裁判思路和觀點，如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企業間借貸效力的認定及處理等，在最高法院2011年十大重大調研課題成果之一“關于建立和完善我國民間借貸法律規制的報告”中也得到采納與肯定。一些裁判思路也被兄弟省份法院制定的規范性文件所借鑒。全省各地法院審結了一批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較好的典型案例。如2011年杭州中院審結的金某訴陳某等民間借貸糾紛案，涉及對借款交付事實的真實性審查問題，雖然出借人提供了收條證明款項已交付，但600萬元的巨額借款直接以現金方式交付不符合常理，出借人也無充分證據證明現金來源，對現金交付原因的解釋存在前后矛盾，且辨認借款人照片錯誤，法院據此否定了收條的真實性。（三）延伸審判職能，服務浙江金融規范健康發展在妥善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同時，全省各級法院緊扣宏觀經濟形勢，延伸審判職能，采取各項有效措施參與社會管理創新，防范民間融資風險、引導規范民間融資發展。一是加強司法宣傳。通過法制宣傳、發布會議紀要、公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定期發布社會關注度高的案件處理情況，積極擴大案件處理的社會教育效果，增強融資主體自覺履行法定義務和風險防范的意識。如臨安法院針對民間借貸糾紛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等經濟犯罪案件交織混合的態勢，制作了《民間借貸案件訴訟風險提示書》，在立案時發放給當事人，增強普通民眾的法律風險意識。二是加強司法建議工作。各地法院對民間借貸案件審理中發現的各種問題進行分析研判，從風險防范、金融監管等角度向有關部門提出司法建議，供黨政決策參考。如玉環法院針對本縣民間借貸活動存在的突出問題，于2010年11月向縣政府發送了《關于規范我縣民間借貸活動的司法建議書》，提出六條有針對性的建議。縣政府主要領導作出批示并研究出臺相應措施，成效明顯。2012年６月中旬，東陽法院對標的額在100萬元以上的大額民間借貸糾紛案件進行調研并向市委市政府提交《關于大額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分析報告及防范風險的幾點建議》，受到市委書記批示肯定。三是主動服務企業。如嘉興中院與嘉興市工商聯建立定期聯席會議制度，并開展“法官進企業”活動，及時了解企業在新的經濟形勢下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特別是債務風險等各種涉法涉訴問題，為企業生產經營提供有效建議、對策。四是參與當地政府風險處置。如溫州中院緊緊依靠黨委領導，積極參與民間非法金融活動整頓治理。協調政府各職能部門，共同做好大規模民間非法金融活動處置工作。云和法院通過定期參加由縣委、縣政府召集的企業經營狀況通報聯席會議，通報重大涉訴情況，協力處置企業債務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