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3月17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29條規定：“違法行為在2年內未被發現的，不再給予行政處罰。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前款規定的期限，從違法行為發生之日起計算；違法行為有連續或者繼續狀態的，從行為終了之日起計算。”這是我國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確認了行政處罰時效制度。它為保障和監督行政機關有效實施行政管理、維護公共利益和社會秩序、保護公民、法人和其它組織的合法權益創造了法律條件，這是我國法制的一大飛躍。但是，該規定是在總結原有的各項法律、法規、規章制度基礎上補充完善的，不可避免地產生與立法本意相沖突的情況。本文擬通過對行政處罰時效缺陷的評析，進而提出完善的建議，與同仁探討。一、立法缺陷評述1、條件缺陷。《行政處罰法》第29條第1款規定：“違法行為在2年未被發現的，不再給予處罰。”該款確立了我國的行政處罰時效制度，它表明行政處罰時效成立須符合兩個條件：一是期限自違法行為起經過2年；二是該行為2年內未被發現。筆者認為第一個條件是適當的，它體現了一定的事實狀態必須持續特定的期限，該期限不能太長，也不能過短，它不僅與我國民事訴訟時效2年相一致，同時也與刑事處罰時效相衍接，體現了法律體系一定的層次性。但第二個條件筆者認為是不妥的，不能以是否被“發現”為條件。否則，從另一方面是否可以這樣理解，違法行為2年內被發現，就可以在任何時候給予處罰？事實上以行政機關是否作為為標準分類，對違法行為行政機關可存在四種行為：一是違法行為2年內未被發現，不再給予處罰；二是違法行為2年內被發現，給予行政處罰；三是違法行為2年內被發現，未給予處罰；四時違法行為2年內被發現，因違法行為人逃避處罰，未給予處罰。筆者認為第一、二種行為符合立法精神。第三、四種行為背離了立法本意。違法行為在被發現2年或更長時間后給予處罰，在理論上站不住腳，在司法實踐中也行不通。理由如下：第一、它與時效制度相矛盾。時效制度的根本目的是維護社會穩定，使久以持續的事實狀態得到社會認可并上升到法律確認。違法行為在2年后消極因素基本消除，不管是否被發現，都已不再具有社會危害性。行政機關若對其處罰，就動搖了時效的立法基礎，重新回到沒有時效制度的老路上來。第二、它與行政處罰時效的特定目的相沖突。行政處罰時效的特定目的在于：一是促使行政機關提高行政效率，包括行政處罰效率；二是著重保護公民、法人和其它組織等被管理相對人的合法權益不受行政機關的侵害。第一個目的要求行政機關在法律允許的盡量短時間內行使職權，對違法行為及時予以懲處；第二個目的要求在不損害國家利益前提下，被管理相對人在盡量短的時間內不受行政處罰，以確保社會穩定。兩個目的都要求行政處罰時效所經過的期限不能過長。否則行政處罰時效目的將化為烏有。第三、它與行政處罰時效基本原則相抵觸，《行政處罰法》第5條規定，行政處罰堅持處罰與教育相結合原則。只要違法行為人徹底糾正違法行為，不再具有社會危害性，應著重堅持教育之原則。對于輕微的違法行為2年內已不再具有社會危害性，對其處罰有背教育原則。第四、與刑法比較會產生處罰失衡、責任倒掛現象。從公平角度出發，在相同機制下，犯罪應受更重處罰，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刑法規定，犯罪只要經過特定年限，無論期間是否被發現都不受處罰。由此就存在一個問題，犯罪行為經過5年或者10年等年限后就不受處罰，而一般違法行為只要被發現，哪怕再長的時間后仍要受處罰，顯然違背法理的基本原則。值得一提的是，我國新刑法第88條規定，在公安、檢察機關立案偵查后，行為人逃避偵查的，不受追訴期限的限制。筆者認為這里的立案應是對人的立案，而非對事的立案，且須符合其它條件。否則只要案件一發生，公安、檢察機關一立案，就不存在不受刑事追訴的案件，就無需制定刑事處罰時效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