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2002年12月16日，被告李某自原告張某處借款26000元，約定借款利率為銀行同期貸款利率，未約定還款時間。后原告張某要求被告李某返還借款，李某于2003年4月18日還款10000元，余款經催要，李某于2003年12月27日為原告出具保證書，保證余款16000元及借款利息于2004年1月1日還清，如到期不付，愿承擔違約金5000元。2004年1月1日，李某未按期歸還借款本金及利息，張某遂起訴來院，訴求法院判令李某償還借款16000元及利息，以及違約金5000元。被告在答辯時提出違約金過高，請求法院減少。分析：本案審理的二個焦點問題是1、借款合同有無違約金2、借款合同的違約金數額有無限制關于借款合同有無違約金有二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借款合同是一種特殊的合同，它的標的物是貨幣，對于出借人來說，如果借款人不按期返還借款，他所遭受的損失只能是借款利息。并且《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條規定“借款人未按照約定的期限返還借款的，應當按照約定或者國家有關規定支付逾期利息。”由此可見，對于借款人不按期返還借款的，只規定了逾期利息這一種形式。因此，本案中5000元的違約條款無效，對于原告的該訴訟請求不予支持。另一種意見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條規定“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的，應當承擔繼續履行、采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違約責任。”本案中李某已經構成違約，自然應當承擔違約責任。第二百零七條所規定的，“應當按照約定或者國家有關規定支付逾期利息”本身就是一種違約條款，逾期利息即是違約金。至于違約金是以以事先確定具體數額的形式出現還是只能以逾期利息形式出現，因為國家法律法規對于以確定數額的方式支付違約金并無禁止性規定，按照民法意思自治的原則，該種方式自然是可行的。關于借款合同的違約金數額有無限制也有二種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既然國家法律法規對違約金的數額沒有禁止性規定，那么根據民法意思自治的原則，雙方約定的5000元違約金是合法有效的。原告要求給付5000元違約金的訴訟請求應予支持。第二種意見認為，雙方在2002年4月27日簽訂保證書中約定2002年5月1日歸還。從保證書的簽訂到履行，只有4天的時間，同期的銀行貸款利率極低，如果以4天計算的話，本金16000元利息不過幾元，而保證書約定為5000元，顯失公平。因此，對本案的違約金條款不能完全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二款規定“約定的違約金低于造成的損失的，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增加；約定的違約金過分高于造成的損失的，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適當減少。”因此，本案的違約金最多不能超過銀行同期貸款利率的四倍。本案最后對以上兩個焦點問題都采納了第二種觀點。即借款合同中約定的違約金不得超過國家的禁止性規定。與買賣合同、建筑工程合同等有特定履行特征的合同相比，借款合同確實是一種特殊的合同。因為合同的標的就是貨幣，而貨幣是不特定物，它本身就是一種價值的尺度，具有支付的職能。買賣合同，建筑工程合同，實行的是等價交換。一方提供勞動力或產品，另一方支付貨幣。而借款合同是“吃資本飯的”，貸款人本身并不提供勞動，在計劃經濟年代下，民間借貸被認為是不勞而獲的，是剝削的，因此是不被提倡的。改革開放十多年來，隨著意識形態的深入認識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民間借貸正在起著逾來逾重要、積極的作用。它快捷、方便、高效，有效的彌補了銀行貸款手續繁瑣、貸款困難的缺點，實現了社會資金的合理配置，有力的推動了社會經濟發展。也正是由于民間借貸容易的特點，決定了它的風險大于銀行貸款，相應的，它的貸款利率也大于銀行利率。如果不對民間借貸加以規范，放縱高利貸、“驢打滾”的發展，會導致借款人由于高額利息無力償還，嚴重擾亂金融市場秩序，滋生各種犯罪活動。因此，對于民間借貸，應當以支持、規范的態度對待。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條也規定“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對支付利息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視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約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違反國家有關限制借款利率的規定。”在本案中，本金只有16000元，自約定還款時間到歸還借款只有4天的時間，4天內不能給付本金及利息，則要交納5000元違約金。該違約金顯失公平，如果縱容該種違約金的出現，會導致合同法第211條對高利貸的禁止性規定無效，因為，貸款人完全可以以違約金的形式規避該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