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市場經濟,本質內容是由政府直接管理企業的經濟體制向市場調節企業、政府調節市場的新經濟體制過渡,而核心問題是政府自身脫胎換骨轉變職能,規范行為,逐步退出市場。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與企業最根本的分配關系是稅,然而我國的政府部門許多年來習慣以行政命令的辦法、非稅的方式組織收入,在政府收入體系中,稅收收入的“缺位”和非稅收入的“越位”同時并存,國家機器的運轉和政府職能的履行,越來越離不開非稅收入的支持。
為改變這種“費擠稅”狀況,作為當前理順政府和企業關系的根本出路的“費改稅”改革思路,理所當然地受到理論界的廣泛推崇。一些激進改革人士甚至提出:“租金、利息和收費(非稅收入的三種主要形式——筆者注)都屬于正常的商品交換關系,它們作為經濟范疇,是商品所有者之間、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正常的交換關系,不是政府和企業間的交換關系,政府和企業間的經濟關系只有國民收入強制性分配關系——稅,不應再有其他經濟關系”。這種旨在以“除費”來“正稅”的近乎極端的思路用于指導政府實踐卻只能產生“因噎廢食”的后果,其片面性源于對行政收費的客觀基礎和合理空間缺乏理論研究。
“費改稅”有其現實的合理基礎,行政收費卻有其恒久的客觀依據。無論從歷史發展還從世界范圍來看,行政收費制度的合理內核都沒有因為社會形態、經濟模式和國家結構的變化及差異而主動消退或遭到否定。據史書記載,我國古代西周時期就有“市肆管理費”、“罰課”,兩朝時期有“通行稅”(實際上為費)、“桁費”(對過往浮橋者征收),宋代有“免役錢”、“助役錢”,清代有“漕糧附加費”、“照單錢”,等等。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政府在教育、道路及其他基礎設施、醫療服務、環境保護等領域普遍存在收費,中央政府通過收費籌集的收入占財政收入比重一般不超過15%,地方政府收費收入在地方財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高達20%-50%,并且收費規范程度較高,管理較嚴格。
而反觀我國現實情況,預算外資金收入規模相當于預算內資金收入規模的50%以上,再加上“制度外”資金,至少要與預算內資金“平起平坐,”其中大部分來自各種各樣的收費,相當一部分則屬地方政府自籌資金,管理非常混亂。費稅關系不順、收費膨脹的根源不在于行政收費本身,而在于對行政收費存在的基礎缺乏理性認識,對費與稅各自的合理空間劃分不清,反映在制度上,則是在轉型時期行政收費法律監控的滯后,法律的“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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