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原則中應然性與實然性有何沖突

沖突之一：側重個人本位和權利本位的價值取向和體現社會本位和權力本位的價值取向之間的沖突。

通過對罪刑法定原則基本精神的解讀可知：消極限制刑罰權并不是其終極目的，其終極目的是通過對權力的消極限制來達到對權利的積極開放。所謂“權利的積極開放”，用洛克的話講就是“在規則未加規定的一切事情上能夠按照我的意志去做的自由。”這也就是我國法理學界近年來所積極倡導的“法不禁止即自由”的理念。從這一意義而言，罪刑法定原則實際上是通過刑法將社會關系劃分成了兩個“空間”——“權利空間”和“權力空間”，并且權利空間是通過對權力空間的界定而加以排他式廓清的。這樣，國家權力的運行空間是有限的，而個人權利的馳騁空間則是無涯的。所以，個人及其權利永遠具有終極的意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罪刑法定原則是或者應當是以個人本位和權利本位為價值取向的。

但是，《刑法》所確立的罪刑法定原則頭一句就說：“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罰?！边@就是“從積極方面要求正確運用刑罰權，懲罰犯罪，保護人民?！币蟆皩σ磺蟹缸镄袨?，都要嚴格地運用刑罰加以懲罰。”可見，罪刑法定原則的首要目的就是為了預防和懲罰犯罪，保護人民。這樣就足以說明這一原則首先針對的不是國家這一方，而是公民那一方，首先向著的不是權利這一頭，而是權力那一頭。我們就當然可以說它是以社會和權力為本。

沖突之二：法律要求上的明確性與刑法規范的不明確性之間的沖突。

罪刑法定原則要求刑法條文必須文字清晰，意思確切，不能含糊其詞，模棱兩可。根據這一要求，可知明確性是對罪刑法定的文字要求，這一文字要求對實現罪刑法定具有最終的決定意義。因為，其內容如不明確，就無法防止刑罰權的濫用，罪刑法定原則保障公民自由的目的也就無法實現。而刑法規范是認定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罪重與罪輕的法律依據，它作為衡量的尺度就必須具有明確性，否則將有違刑法的公正。但中國文字內涵的豐富多變是世所皆知的，同音異字，一詞多義或一詞在不同場景下的變化是相當普遍的現象。這樣的詞語被放置于刑法條文中，難免產生含糊不清或發生歧義的情況，影響條文的明確性。因此對刑法規范中的這類詞語，尤其是那些具有決定性的關鍵詞，應通過刑法規范本身或法律解釋予以界定。鑒于我國目前立法技術所限，在刑法條文中，這種不明確性仍然存在，不少關鍵詞語也都沒有明確界定，這勢必影響條文的正確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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