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法實踐中，由于交通肇事的犯罪形態千差萬別，司法工作者在理解和適用刑事法律及司法解釋時，總會出現一些偏差甚至錯誤。雖然，這些偏差或錯誤并不是由于案外因素的干擾，純粹是不同司法工作者因司法觀念的不同而形成的。但是，同類情形的不同處罰，顯然有違司法所追求的公平正義的價值目標。

一、問題的提出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2條第2款規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傷，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處罰：(一)酒后、吸食毒品后駕駛機動車輛的;(二)無駕駛資格駕駛機動車輛的;(三)明知是安全裝置不全或者安全機件失靈的機動車輛而駕駛的;(四)明知是無牌證或者已報廢的機動車輛而駕駛的;(五)嚴重超載駕駛的;(六)為逃避法律追究逃離事故現場的”。《解釋》規定的是交通肇事致一人重傷負事故主要責任或全部責任，行為人并具有所列6種情形之一的，應當定罪處罰。但是，如果行為人具有所列6種情形中的多種情形，尤其是在具有第(6)項“為逃避法律追究逃離事故現場的”情形的同時，又具有第(1)項至第(5)項中一個或多個情節時，應當如何適用刑罰?是根據《解釋》第2條第2款的規定，適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還是根據《解釋》第3條的規定，適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各地法院有著不同的認識和做法。

【案例1】2012年2月25日18時30分許，被告人戎某某駕駛未懸掛號牌的小型普通客車，沿浙江省慈溪市329國道由西向東行駛至149KM+100M處時，與前方同方向行駛由劉某甲駕駛的無號牌電瓶三輪車發生尾隨碰撞，造成劉某甲倒地受傷、兩車損壞及三輪車上貨物損

失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發生后，被告人戎某某駕車逃逸。經認定：被告人戎某某應負此事故的主要責任。經鑒定：劉某甲的損傷程度為重傷。同日23時50分許，戎某某至公安機關投案。一審法院認為，被告人戎某某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因而發生致一人重傷的重大交通事故，負事故的主要責任，且在肇事后逃逸，其行為已構成交通肇事罪。被告人戎某某有自首情節，依法可以從輕處罰。一審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第六十七條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條第2款第(6)項之規定，以交通肇事罪判處被告人戎某某拘役四個月。[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2012)慈刑初字第1103號刑事判決】

【案例2】2011年8月20日22時許，被告人劉某某酒后無證駕駛無牌正三輪摩托車，在江蘇省南京市浦口區沿橋石線由橋林往陡崗方向行駛至9KM處時，因操作不當，將車開至路左，與對向行駛無駕駛資質的被害人袁某某所駕無牌二輪摩托車發生碰撞，造成兩車損壞，袁某某受傷。案發后，被告人劉某某棄車逃離現場。經鑒定：被害人袁某某的損傷程度為重傷。經認定，劉某某負事故的主要責任。一審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第六十七條第三款，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條第2款第(1)項、第(2)項、第(4)項、第(6)項，第3條之規定，以交通肇事罪判處被告人劉某某有期徒刑三年三個月。[江蘇省南京市浦口區人民法院(2013)浦刑初字第98號刑事判決】

【案例3】2008年1月3日18時40分許，被告人胡某某在未取得機動車駕駛資格的情況下，駕駛豫S-D2704號套牌二輪摩托車，沿106國道由南向北行駛至953km+200m河南省潢川縣魏崗鄉牛崗街北頭時處，與由路西向東橫過公路的行人殷某在非機動車道內相撞，發生致殷某受重傷的重大交通事故。經認定：胡某某無證駕駛機動車輛，遇行人橫過公路未采取避讓措施，負該事故的全部責任。一審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處被告人胡某某有期徒刑二年。一審判決后，公訴機關以被告人胡某某的行為構成交通肇事逃逸為由提出抗訴。二審法院查明：本案事故發生后，上訴人胡某某即逃離事故現場，沒有履行保護現場、搶救傷者和財產及迅速報案的法定義務，其行為符合交通肇事逃逸的構成要件。據此，二審法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第六十一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條第2款第(2)、(4)、(6)項，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二)項之規定，以交通肇事罪改判被告人胡某某有期徒刑三年。[河南省信陽市中級人民法院(2012)信刑終字第47號刑事判決從上述案例中，可以分別提煉出各案的量刑情節：

這樣，我們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對于行為人交通肇事致一人重傷負事故主要責任或全部責任，逃逸又同時具有《解釋》第2條第2款第(1)項至第(5)項的一個或多個情形的，各地法院的處刑是不同的。同時，有的省級司法機關對此類情形的處理也持有不同的觀點。如東部某省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廳聯合制定的《關于辦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中規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傷，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行為人具有《解釋》第2條第2款第(1)項至第(5)項中一項或一項以上情形，同時又具備第(6)項情形的，應當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內從重處罰”，而該省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實施細則》在交通肇事罪的第2條中又作出不同規定：“具有《解釋》規定的下列情形之一，依法應當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內確定量刑起點和基準刑：(1)……或者造成重傷一人，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并具有《解釋》中第2條第2款第(1)至(5)項規定的情形之一，又逃逸的，量刑起點為四年有期徒刑”。

但無論持有何種觀點，各地法院甚至是同地法院對此種情形的被告人處以不同的刑罰，顯然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嚴肅的。

二、觀點的舉列和分析

對于上述情形的處理，主要有三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應當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內量刑，如案例l。其理由是：根據《解釋》第2條的規定，如行為人交通肇事致一人重傷，無論對事故負何種責任，均不需要承擔刑事責任。只有當行為人同時具有逃逸等《解釋》第2條第2款的6種情形之一的，才能人罪，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內處刑。也就是說本不入罪的情形，是因為有了《解釋》規定的6種情形，才能人罪，如僅因有了逃逸，就升格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則罪責刑不適應。另外，當行為人具有逃逸等多種情形時，如先用酒后、無證等前5項情節入罪，再用逃逸情節，使行為人的量刑幅度升格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有客觀歸罪之嫌。該觀點認為，本著對被告人有利的原則，應當先用逃逸入罪，再用其它5種情形，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內從重處罰。

第二種觀點認為，應當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內量刑。其理由正好與第一種觀點相反。根據《解釋》第3條的規定，當行為人具有酒后、無證等《解釋》第2條第2款第(1)至第(5)項的情形時，如果再肇事逃逸，應當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從另外一個角度講，可以先用酒后、無證等情節入罪，再用逃逸，將量刑幅度升格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三種觀點認為，應當區別逃逸與交通事故責任認定的關系，從而適用不同的量刑幅度，如案例2、案例3。即，如果是因為行為人逃逸從而推定行為人負事故主要或全部責任，即使行為人還具有酒后、無證等情形，仍應當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幅度內量刑;而如果排除逃逸仍能認定被告人負事故全部或主要責任，則應當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內量刑。

筆者同意第三種觀點。理由如下：

首先，第一和第二種觀點都有機械執法之嫌。無論是第一種觀點，還是第二種觀點，都是將《解釋》第2條第2款的6種從重情節割裂開來，而沒有綜合考慮全部案情來適用刑罰，不符合刑法總則中所規定的罪責刑相一致的基本原則。

其次，第一種觀點違背了法律及司法解釋的規定。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規定“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而《解釋》第3條又對刑法交通肇事罪中應當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作出規定，“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是指行為人具有本解釋第2條第1款規定和第2款第(1)至(5)項規定的情形之一，在發生交通事故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為”。也就是說，當行為人具有酒后、無證等《解釋》第2條第2款第(1)至第(5)項的情節時，如果再肇事逃逸，應當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再則，對被告人有利的原則主要適用于對事實認定和證據采納方面，本文所討論的情形，從總體上來說，應當是屬于法條競合，其處理原則應當是擇一重罪論處。

第三，第二種觀點有可能會違反禁止重復評價原則。國務院《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第九十二條第一款規定：“發生交通事故后當事人逃逸的，逃逸的當事人承擔全部責任。但是，有證據證明對方當事人也有過錯的，可以減輕責任”。在司法實踐中，交通警察部門作出交通事故責任認定，在很多情況下就是根據該款規定，從而認定逃逸的行為人負事故全部責任或主要責任。在此情況下，如果再以酒后、無證等前5種情節為由，對行為人人罪，爾后，又以逃逸為由，升格適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罰，這種處理則是對逃逸作出重復評價，不符合法律精神，也是不公平的。

三、問題的解決及建議

筆者認為，為解決本文所討論的問題，應當總體把握幾個原則：一是不違反法律及司法解釋的規定，二是禁止重復評價，三是罪責刑相適應。

具體而言，當行為人交通肇事致一人重傷，負事故全部責任或主要責任，肇事后逃逸，同時又具有酒后、無證等《解釋》第2條第2款第(1)至第(5)項之一或多個情形，我們就要考察認定行為人負事故全部責任或主要責任的原因或依據是什么。

第一種情況。如果責任認定原因僅是逃逸，從而推定行為人負事故全部責任或主要責任，那么，出于禁止重復評價的原則，應當對行為人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內處刑。因為，逃逸已經用來認定行為人負交通事故的全部責任或主要責任，就不應當再用作量刑升格情節。

第二種情況。如果責任認定原因與逃逸無關，那么，就應當根據《解釋》第3條的規定，對行為人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內處刑。因為，行為人負事故全部責任或主要責任的原因是其違反交通信號等其它行為，那么，就應當根據《解釋》第3條的規定，對其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在此種情況下，還可能會存在一種情況。那就是，責任認定雖然與逃逸無關，但與《解釋》第2條第2款第(1)至第(5)項有關。當然，這種情況的組合會有很多種，但應當把握一個原則，就是禁止重復評價，一個情節絕不能再使用第二次，即不能在責任認定中已使用，又在刑罰適用中再次使用。

第三種情況。如果責任認定原因與逃逸有關，但也與行為人的其它違法、違規行為有關。這種情形是最復雜，’但也是實踐中最常見的情況。因為，交通警察部門在作出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時，往往會把逃逸、酒后以及違反交通信號、超速等等與事故發生有因果關系的違法、違規行為全部列入認定書。這就讓法官難以處理了。此時，法官就應當向作出事故責任認定的交通警察部門進行詢問，或進行事故責任補充認定，要求其明確，行為人在排除逃逸的情況下，是否還應當對交通事故承擔主要或全部責任?只要交通警察部門作出是或否的回答，就可以分別對照上述第一種或第二種情況進行處理。

從上述分析來看，對本文所討論的情形，在絕大部分情況下，對行為人所處的刑罰都是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只有在極少數情況下，才考慮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這種處理，也符合立法本意，對于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應予重點打擊。因為，逃逸不僅使交通事故責任難以認定，也往往使被害人得不到及時的救助，從而導致傷情更重甚至是死亡。所以，無論是從立法上，還是從對法律的解釋上，都應當作出符合立法本意的解釋，作出有利于倡導社會良好風尚、有利于規范社會秩序的解釋。另外，基于本文的分析，筆者建議：當行為人違反交通運輸法規，發生致一人重傷的事故，在逃逸的同時，又具有酒后、無證等《解釋》第2條第2款第(1)至第(5)項中的一個或多個情形時，應當在排除逃逸的基礎上，對交通事故責任作出認定，以有利于后續審判時的定罪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