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沒有約定仲裁機構，或仲裁機構約定不明

選擇明確的、唯一的仲裁機構，是仲裁條款的必備要素之一。《仲裁法》第十六條第三款規定，仲裁協議應當具備“選定的仲裁委員會”;第十八條規定：“仲裁協議對仲裁事項或者仲裁委員會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當事人可以補充協議;達不成補充協議的，仲裁協議無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一百四十六條規定：“當事人在仲裁條款或協議中選擇的仲裁機構不存在，或者選擇裁決的事項超越仲裁機構權限的，人民法院有權依法受理當事人一方的起訴。”

如果在爭議解決條款中遺漏仲裁機構名稱，或具體仲裁機構約定不明(如寫錯仲裁機構名稱導致無法確定唯一機構)，甚至約定的仲裁機構并不存在，都會被法院認定仲裁協議無效。此時，當事人只能通過訴訟解決糾紛，而不能實現仲裁的本意。最高法院《關于僅選擇仲裁地點而對仲裁機構沒有約定的仲裁條款效力問題的函》(法函[1997]36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經一請字第13號請示報告的復函》([1996]經他字第26號)等多個司法解釋性文件都闡明了沒有約定仲裁機構、仲裁機構不存在或者約定不明確將導致仲裁條款絕對無效。

二、同一法律關系存在仲裁與訴訟的矛盾約定

若當事人就同一法律關系先后簽訂多份合同，且前后合同存在替代關系，此時爭議解決條款一般以最后一份合同的約定為準，即只要最后的協議約定仲裁管轄，就應認定排除了訴訟管轄。

實踐中，當事人可能就同一法律關系的不同事項分別簽訂數份協議，而協議間又對訴訟或仲裁作出了不同選擇。如果當事人僅就該法律關系的某一事項產生爭議，且關于該事項的協議僅約定仲裁管轄的，則當事人一般可就該事項申請仲裁。但如果當事人就合同具體事項分別約定管轄，一旦雙方就合同效力、合同解除等整體法律關系產生爭議，則很難通過某一孤立事項的仲裁協議覆蓋約束整個法律關系。此時，法院很可能以當事人的約定矛盾或約定不明為由，認定仲裁協議無效。

例如，在長沙某置業公司訴北京某教育公司管轄權異議糾紛二審案【(2014)民一終字第24號】中，雙方簽訂《合作框架協議》，該協議中無爭議解決條款約定;之后，雙方又簽訂了幾份附屬協議，其中分別對仲裁或訴訟管轄約定不同。爭議產生后，一方主張確認《合作框架協議》無效，認為雙方對整體協議管轄并未作明約定，應由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轄。而另一方主張，附屬協議是《合作框架協議》的一部分，應從附屬協議約定的管轄。

最高法院認為：雙方當事人在履行整個交易過程中，是以雙方簽訂的《合作框架協議》作為基礎性協議，為履行《合作框架協議》雙方又簽訂了《合作備忘錄》、《權益轉讓協議》等附屬協議。故當事人在《合作備忘錄》約定的“提交中國國際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在《權益轉讓協議》中約定的“提交受讓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解決”等對糾紛解決方式的約定，應視為《合作框架協議》的組成部分。置業公司在本案的訴訟請求是確認整個《合作框架協議》無效，而非對某個附屬協議的履行發生爭議，因此，就整個《合作框架協議》而言，當事人對爭議解決方法的約定既有仲裁又有訴訟。對于當事人的這種約定應認定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不確定，該約定是無效的。

三、格式合同中，當事人未以適當方式選擇爭議解決條款

格式合同是當事人為了重復使用而預先擬定，并在訂立合同時未與對方協商的合同。為了交易便捷高效，格式合同越來越受當事人青睞。在格式合同中，通常都會提示當事人選擇爭議解決方式。需強調的是，在格式文本中，當事人選擇的爭議解決方式應清楚明確，避免法院以約定不明為由，否定仲裁條款效力。

例如，在江蘇某建設集團有限公司訴黑龍江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一案【(2014)民一終字第183號】中，最高法院認為：仲裁協議必須反映當事人之間存在通過仲裁解決糾紛的真實意思表示。否則，不能認定存在仲裁協議。該案雙方當事人采用的合同文本是當地行政部門制定的格式合同示范文本。在該文本中，對合同爭議的解決方式約定為“申請仲裁”和“向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兩種擇一，并在每個選項前標有“□”作為選擇區域。因此，按照合同文意解釋，當事人應當在雙方約定的選項前“□”內劃勾作為雙方當事人就爭議解決的方式達成一致的意思表示。而本案雙方當事人在該兩選項前均未劃勾，表明雙方當事人對爭議解決的方式并未達成一致。原審裁定以“雙鴨山仲裁委員會”為制式合同中橫線上填充書寫，其他內容為制式合同中原有文字為由，認定雙方當事人對解決爭議方式進行了特別約定，不符合合同當事人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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