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爭點整理的概念界定

爭點的定義

何謂爭點?理論界有三種不同的解釋。狹義的解釋是爭點僅指事實爭議的焦點，如有學者認為：“爭點是這樣一種事實，當事人雙方圍繞其真偽或存在與否持有完全相左的主張，處于爭執不下的狀態。”較為寬泛的解釋認為：“當事人之間的爭議往往表現為事實爭議.這就是事實爭點。法律處理上的爭議則屬于法律爭點。訴訟爭點是由事實爭點和法律爭點構成的。”最廣義的爭點概念則認為，爭點之范圍涵蓋了當事人在訴訟標的、事實與證據、法律適用上的爭執焦點，各爭點間并呈相互關聯狀態。在司法實務中，理論上的爭點被通稱為爭議焦點，較為主流的觀點認為，爭議焦點系指當事人間民事權利義務爭議與涉及案件處理的集中點，它包括法律上的爭議焦點，也包括事實上的爭議焦點。此項觀點類于理論界的第二種觀點。對于爭點的定義，從審判者的視角，筆者贊同的是理論界的第三種觀點，理由有二：1.訴訟標的、法律問題、案件事實、證據諸爭點的位階從高到低，并互相具有關聯性，不可割裂(關于三者間的邏輯關系，將在論文第二部分詳述)。2.爭點的確認主體既以法官為主，對爭點外延的確定應以法官在民事訴訟中的作用來界定，而法官裁判案件典型地必須完成確定請求權基礎、分析法律要件、認定案件事實、審查涉案證據等諸項工作，以此為切入點，爭點亦應涵括以上諸范疇。

爭點整理的定義

對應于以上爭點之概念，本文所指的爭點整理，即指爭點整理之主體對民事訴訟當事人間就訴訟標的、法律問題、案件事實、涉案證據存在的爭議予以總結、固定的行為。而何謂爭點整理的主體，學界有觀點認為，當事人在爭點整理程序中自行確定爭議焦點，法官不直接參與爭點整理，當事人可以協商確定爭點的方式制約法官的爭點確定權力。但在當前民事審判必須追求案結事了的目標追求下，審判方式改革中的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有向職權主義訴訟模式回歸趨向，在此大背景下，筆者認為，在爭點整理主體上，法官應為主角，當事人則處于協同地位。當然，為了消解對民事訴訟中處分權主義的沖擊，在法官對爭點進行釋明后，若當事人(特別是原告)堅持己見，法官應在告知其可能遭受的法律后果后，尊重當事人的選擇。

依以上的概念界定進行實務操作，可能產生四個問題：1.在一則具體案件的審理中，應從何處入手進行爭點整理工作。此涉及對三種類型爭點間邏輯關系的把握。2.若出現訴訟標的爭點不明朗情形，法官應如何應對?此涉及訴訟標的爭點的固定化問題。3.在繁雜的法律爭點中，法官如何理清頭緒?此涉及法律爭點整理的位序性問題。4.在案件審理過程中，若出現爭點變動，法官應持何種立場?此涉及糾紛一次性解決目的與爭議恒定原則的協調問題。

二、爭點間的邏輯關系

在一個法律人的眼中，世界莫不由權利與義務構成。立法者是通過權利義務這一工具，將民法上的利益進行分配。對審判者而言，在審理具體案件時，首要任務是對案件的性質進行確定，只有在對案件的法律關系作出正確判斷后，才能進一步把握立法對權利義務分配的要旨，據以正確司法，此即學者們通常所說的民事法律關系的裁判方法。而依我國民事訴訟法學界傳統觀點，訴訟標的，即雙方當事人發生爭議而請求人民法院作裁判的實體權利義務關系。故將民事法律關系的裁判方法運用于案件的爭點整理上，我們的整理工作首應圍繞訴訟標的爭點展開。邏輯上，訴訟標的爭點對于其后各爭點而言，是一最上位爭點，訴訟標的確定，蘊涵于其中的法律爭點才能明確;而只有法律要件明確，待證事實才能被確定;而只有待證事實確定，證據爭點才能呈現出來。

特舉一例說明：A乘B之司機駕駛之公交車，途經崎嶇道路緊急制動，致A在車上摔傷，A起訴B，要求賠償損失。依民事法律關系的裁判方法，法官首應確定本案的訴訟標的爭點為客運合同法律關系抑或侵權人身損害賠償法律關系。若原告選擇以侵權人身損害賠償作為訴訟標的，法官可進一步通過審查該項法律關系的權利義務內容以確定案件的法律爭點。結合案情，本案法律爭點可能為被告司機在駕駛過程中是否已履行注意義務，而對此項法律爭點的正確判斷，賴于對在發生事故時該路段的路況、視線及司機所控制的車速這一事實爭點的查明，而該項事實爭點的查明，又必依托于對當日氣象臺所報氣象數據、交警部門所測量制動車距等一系列證據爭點的分析、認定。以上諸項，必經層層剝離，又經層層組合，才能得出科學的法律結論。

必須說明，以上的思維過程所反映的各爭點間的邏輯關系，僅是一種常態，實踐中的情況，并非如此單純。考察實踐中法官們的思維，他們有時是在事實與法律間進行“來回穿梭的觀察”。一方面，法官們須依案件的法律爭點去探尋事實與證據爭點，另一方面，他們又須依展現出來的事實與證據爭點重新去檢討已歸納出來的法律爭點，作一些擴充與縮限，之后，再返回對事實與證據爭點補充分析。在一些特殊的情況下，隨著事實、證據爭點與法律爭點的變化，甚或會引起訴訟標的爭點的變動(詳可參見本文的第五部分)。此所涉及的，是一種相互闡-明的思考過程。因此，毋寧說，在訴訟標的爭點——法律爭點——事實爭點——證據爭點之漸次展現的邏輯背后，各爭點間亦存在著一種相互滲透、相互補充、相互影響的關系

三、訴訟標的爭點的固定化

在采處分權主義的訴訟架構下，法官不得超越原告所起訴的訴訟標的范圍而為裁判，是訴訟法的一項基本原則。此項原則之遵守，對原告言，一方面能保障其實體利益(就原告所要求的利益進行審查，不逾矩，符合原告內心所欲的實體利益)，另一方面，亦保護了原告的程序利益(出于訴訟成本的考慮，原告可能選擇成本最經濟的方案進行起訴，審理中不越出原告主張的訴訟標的，符合原告在訴訟經濟上的預設)。對被告言，則可便利其認明攻擊防御之目標，保護其防御權。因此，訴訟標的的確定(亦即審判對象與范圍的確定)遂成為訴訟當事人間最上位的爭點。實務中，關于訴訟標的爭點整理的固定化，主要適用于以債權作為請求權基礎的訴訟案件。此類案件中，在同一當事人之間可能成立二重或多重的債權關系(即所謂的請求權競合情形)，若不具體探明原告所據以提出訴求的原因事實，法官難以將案件的訴訟標的特定化，無從判別原告的訴訟方向，被告亦無法有針對性地進行訴訟防御，從而導致審判的散漫化。

特舉一例說明，A訴請B應償付10萬元，其陳述的事實、理由為：B簽發并交付A的現金支票(金額為10萬元)在銀行遭拒付，遂提起本訴。本案中，依A訴稱的事實(支票遭拒付)，并不能具體化本案之訴訟標的為何。在正常情況下，A、B間可能存在多種法律關系，如：民間借貸法律關系、買賣合同法律關系、合伙法律關系、損害賠償法律關系等，而A所援引的請求權基礎相應可為：借款債權請求權、價金債權請求權、合伙關系之利益分配請求權、損害賠償請求權等多重。在A未具體于訴稱中明確案件的原因事實前，法官尚難認定A所據以援引何種請求權基礎，在未對A行使釋明權，要求A補正可特定訴訟標的之原因事實前，本案的訴訟標的爭點是模糊不清的。若不予以探明并固定，可能遭致的后果是：一方面，因審判范圍不明確，B難以開展有針對性的訴訟防御，似乎，無論B是否認A之民間借貸債權，還是否認A之買賣合同債權或合伙債權，均難以窮盡防御A所可能持有的進攻手段;另一方面，因A的訴訟標的不明，此案的判決，會在多大范圍內對A造成既判力后果，亦不明朗。若A在此欠款糾紛案件中被判敗訴，則其日后若以具體的請求權基礎(如租金債權、損害賠償債權)起訴，法院是否予以立案?此結果，不論為A或B，均構成適用法律的突襲，損及當事人的實體與程序利益。故應先明確A、B間具體存在的法律關系，再決定審理的方向。

實務中，法官遇此情形，可采三步驟解決：1.要求原告明確其訴訟標的。2.向被告釋明原告的訴訟標的，并指明本案判決將僅對此項訴訟標的具有溯及力。3.若原、被告出于一次性解決訴訟的目的，要求在一案中圍繞同一訴訟請求合并審理多項訴訟標的，應予準許，同時向原、被告釋明本案判決對審理的多項訴訟標的均有溯及力。

四、法律爭點的位序性

在一案審理中，訴訟當事人往往提出多項法律爭點，各爭點表面上各自獨立，但若圍繞案件性質予以全盤考慮，我們會發現各法律爭點間實含邏輯關系，其解決存在先后之分。實踐中，一些法官在歸納法律爭點時缺乏邏輯考察，表現出較強的隨意性。此種含混的法律爭點開示，一方面導致了案件的審理脈絡不明，增加了案件的審理難度;另一方面，不自覺地降低了訴訟效率，損害了當事人的訴訟利益。因此，無論從追求訴訟公正的角度，還是從以免浪費司法資源及保障當事人程序利益的角度，都有依序合理排列法律爭點以定審理順序的必要。

為實現訴訟公正與訴訟經濟的雙重目標，在一般情形下，法律爭點的整理可依歷史方法來進行。所謂之歷史方法，指就案例事實發生的歷史過程，依序檢討其法律爭點。

特舉一例說明：A訴稱，其與B訂立鋼材買賣合同一份，其已依約向B發送鋼材，但B未依約給付鋼材款，現訴請判令給付。B答辯稱：1.合同系B的職工C與A訂立，而C并未獲得B之授權，故涉案合同并未成立。2.A系自然人，依法律規定，自然人沒有經營鋼材買賣的資格，故涉案合同無效。3.A交付鋼材時，接收人為B之門衛D，D擅自將該批鋼材挪用于自己建房，故A未履行合同義務。4.A雖有交付鋼材，但據D述，鋼材質量存在問題，其應承擔違約責任。在這一典型案例中，依歷史方法，法律爭點可依序整理如下：1.涉案合同是否成立(此又涉及C與A訂立合同對B而言是否形成表見代理的法律關系這一子爭點)。2.涉案合同是否生效(A系自然人，其訂立鋼材買賣合同是否違反國家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3.涉案鋼材的交付是否可認定為合同履行(A向D之交付是否應視為已向B交付從而完成履行合同義務)。4.是否存在違約及責任的承擔(A交付的鋼材質量是否符合法定或約定義務)。上述成立——生效——履行——違約諸法律爭點的整理，全依合同脈絡進行，前一法律爭點所涉及法律問題的解決，構成是否開展后一法律爭點論爭的前提，層層遞進，體現了公正與效率的訴訟價值追求。

特殊情形下，歷史方法會有其局限性，從追求訴訟效率考慮，在有些法律前提能單獨決定案件的處理結果時，法官亦應改變順序，以減化程序。

以案為例說明：A基于買賣合同所取得之價金債權起訴B要求給付貨款，B抗辯：1.A之價金債權確曾存在，但B對A享有一項基于借款合同產生的借款債權，其借款債權的實現期早于價金債權，其可對A行使抵銷權。2.A所享有之價金債權已超過訴訟時效。在法律爭點的整理順序上，若依前述的歷史方法，B對A享有的借款債權因其形成時間較早，本應列于第一順序的法律爭點，隨之才是訴訟時效的法律爭點。但從訴訟效果考慮，此項位序安排卻不盡妥當。因為在大多情況下，當事人在提出訴辯時，因時間倉促或訴訟能力不足，就審理順序多缺乏理性的考慮，此時，法官應幫助當事人對訴訟成本進行分析，妥當安排爭點順序。在本案中，依B之原意，抗辯1應屬預備性之抗辯(即其真意應為：若時效抗辯不成立，始以借款債權為抵銷)，因為，只有在對2先為審理的情況下，才能決定是否再繼續審理抗辯1，若對2審理后，得出A之債權已超過訴訟時效，則B之抵銷權無須行使;若對2審理后，查知A之債權未逾訴訟時效，則B之抵銷權是否成立的抗辯才真正進入審查視域。如就是否成立抵銷權先為審理，則必涉及對價金債權與借款債權是否均成立的判斷，而花費精力就各債權的構成要件、要件事實、要件證據審查判斷，造成了訴訟拖延，潛在地損及當事人的程序利益。

五、訴訟標的爭點的變動性

目前審判實踐的通常做法是，在進入法庭審理階段，原告訴稱與被告辯稱終結后，法官首應歸納原、被告雙方無爭議事實，接之則述明法官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并征求當事人意見，爭議焦點固定之后，似乎再無變動可能。筆者將其稱為一種靜態的爭點整理觀。但凡有審判經歷的法官都知道，案件的審判實如萬花筒，有變幻的面相，由于當事人法律知識、訴訟技能的欠缺或者自身認識上的主觀性等因素，其往往難以在訴訟伊始即妥當地確定訴訟標的，事實、法律的論爭亦常隨訴訟的進程疊次推進或曲折迂回。因此，若將糾紛的一次性解決作為訴訟追求，我們就沒有理由不持一種動態的爭點整理觀，即承認“訴訟標的由起訴—訴訟進行—判決并非一個固定的范圍，而系隨訴訟程序之進行而改變”。問題是，依在古羅馬法中即已得到確認的旨在防范訴訟延遲的爭議恒定原則，訴訟一旦系屬于法院，其所有要件(含當事人及訴訟請求)即不得再有任何變更。顧及于-斯，對于訴訟標的的爭點變動，我們應允以多大的自由度，方不至于違反爭議恒定這一古老的訴訟法原則，應是研究訴訟標的爭點變動問題的核心。下分二種情形討論。

法院介入型的訴訟標的爭點變動。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35條第1款規定：“訴訟過程中，當事人主張的法律關系的性質或者民事行為的效力與人民法院根據案件事實作出的認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規定第34條規定的限制，人民法院應當告知當事人可以變更訴訟請求。”依此條文進行文義解釋，只要當事人主張的法律關系的性質(在現今實務界所采的舊訴訟標的說理論下即為訴訟標的)與法院所認定的不一致，法官即應履行釋明義務，告之當事人該案真實的訴訟標的。此項變動為法定變動，系為避免訴訟案件的成倍增加，以減輕法院的審判負擔而設，應視為是對訴訟恒定原則的修正與補充。

當事人介入型的訴訟標的爭點變動。

當事人申請對訴訟標的的爭點進行變動的情形在民事訴訟中并不鮮見，有理由認為，在以下二種情形下，在古老的訴訟恒定原則追求確定性目標與訴訟標的爭點變動追求效率性目標間，前者應作出退讓。

1.原告提出附加型訴訟標的。指的是原告在訴訟過程中(法庭辯論終結前)，根據案件的審理情況，在原訴訟標的的基礎上提出帶有附加性質的新的訴訟標的或以新的訴訟標的取代原有的訴訟標的，前者如，在原先的確認之訴后又增加了給付之訴，以使能終局性地解決紛爭;后者如，原告先是訴請判令被告給付特定物，但在訴訟進程中發現特定物已經滅失，后又變更訴請為請求判令被告給付一定賠償款。此二類情形，原告均系在訴訟進程中才進一步發現訴訟的正確路徑，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允許善意的原告修正、補充其訴訟標的，其只能重復訴訟，這不僅導致當事人之間的糾紛仍未能夠最終解決，而且此前所作司法資源之投入亦屬事實上的無效運作，有違訴訟經濟原則。從被告一面觀，在此類案件中，增加或變更的訴訟標的，與原訴訟標的間存在緊密的聯系，圍繞新增或變更的訴訟標的進行的審理過程并不對被告的防御造成相當妨礙或對訴訟的終結造成顯著遲延，其與爭議恒定原則所追求的保障被告權益的目標并不相違。故在此情形應允許原告變動其訴訟標的。

2.被告提出增加訴訟標的，在理論上稱之為請求權基礎競合的情形。原告起訴時，基于平衡追求實體與程序利益，其一般會選擇最可靠也最便利的民事法律關系作為訴訟標的，而將可實現同一訴訟請求的其他可供選擇的民事法律關系排除在訴訟程序外。對被告而言，這隱含著危險，即原告可能在本次訴訟失敗后，再行以其他民事法律關系作為訴訟標的就相同訴訟請求另案起訴，從而對被告構成一種需另行防御的負擔。在此情形下，應當考慮保護被告的程序利益，允許其在一次性的訴訟中對原告所可能主張的權利進行全面的防御，以免在另案中耗費成本對新訴進行再次防御。基于此，筆者認為，在被告提出要求原告增加訴訟標的就另一法律關系于本案一并審理時，法官應對原告行使釋明權，建議其一并訴求解決。若原告拒絕增加訴訟標的，基于應-平等賦予被告程序利益的觀點，被告可以考慮以反訴的方式請求確認另一法律關系的債務不存在。對該項請求所作的判決，其溯及力及于另一法律關系，原告無權另案以該法律關系再行訴請。

六、結語

從事過民事審判的法官或有如下感受：一起表面上并不復雜的民事案件，在雙方當事人各持一詞，將各種各樣的理由于庭上全盤擺設出來時，零亂的訴訟材料，常攪亂法官們原本清晰的思維。這對任何一位追求真實、以實現正義為己任的法官，都是一件痛苦的事。筆者試圖說明，只有緊抓爭點整理這一主線，我們才能透過訴訟迷霧，執緊公正與效率之手，沿著正確的路徑行進。在這個意義上，爭點整理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正確的爭點整理，實為一系統工程，訴訟標的爭點的固定、法律爭點的排序、事實與證據之爭點的形成既層層推進，又盤根錯節、相互影響，且個中還交織著爭點的變動。正確地理解與把握，全憑我們的法官有足夠的睿智與足夠的審慎。

作者單位：福建省廈門市集美區人民法院